三

百年树木，十年树人。

刘知几告诉我们，树一位大师需要四十年。

与所有大师成长经历都完全不同，刘知几除了乃父乃兄的有限指导，以及家学影响，他几乎没有经过师授，纯系自学成才。

获嘉主簿任上的20年，是他独自畅游史海，博览群书，系统深研历史的20年，也是他自我丰厚学养，触类旁通，完善学术体系的20年。

其实，他身上很早就表现出不假师说，不尊成见，喜欢独立思考的可贵学术作风。“自小观书，喜谈名理，其所悟者，皆得之襟腑，非由染习。”尚在总角少年之时，当他读到班固的《汉书》与谢沈的《后汉书》时，便觉得班固的《汉书》里不应该有《古今人表》，而谢沈的《后汉书》则应该为更始帝立纪。当时的身旁大人听到后，叱责他童言无忌，信口开河，黄口小儿竟然轻率议论前辈史家。

等到成年后的刘知几读到张衡、范晔的史论，竟然发现他们与少年时自己的观点完全吻合。像这样的事也绝非发生了一两回，用他自己的话说：“其有暗合于古人者，盖不可胜纪”，

于是他得出结论，流俗之士，难与之言。“凡有异同，蓄诸方寸。”这个方寸就是自己内心。心中有疑，不与他人讨论，且留于自家心中，随着阅读与思考的深入，终会在某天获得冰释。

质疑，成为他治学风格的重要特征。独立思考、大胆质疑的治学精神，甚至还被他天真地用在了政治上。

但学人在政治上永远是幼稚的。公元695年，不知深浅的刘知几上书讥刺时政；“每岁一赦，或一岁再赦，小人之幸，君子之不幸。”又鉴于当时国家吏治混乱，官员交流频繁，他上书说：“君不虚授，臣不虚受。妄受不为忠，妄施不为惠。今群臣无功，遭遇辄迁至都下有车载斗量，杷椎碗脱之谚。”他建议，“刺史非三载以上不可徙，宜课功殿，明赏罚”

一个九品县衙主簿，却不知天高地厚地对中央政策进行指责，甚至还大胆提出自己的改良主张，武则天听后应该会从微扬的嘴角轻轻吐出四个不屑的字眼：书生意气！

其时，武后重用酷吏周兴、来俊臣，大兴告密与掠杀，常常祸及无辜，公卿被诛死者比比皆是。他们先后杀死唐宗室贵戚数百人，大臣数百家，海内名士因连坐流窜者千余人。位卑未敢忘忧国的刘知几感时伤世，作《思慎赋》一篇针砭时弊。但也只是引来同为文人的苏味道、李峤二人的赞叹：“陆机《豪士》之流乎，周身之道尽矣！”一切于世无补。

仕途不进，建言拒听，献策不用，《赋》刺无效。至此，刘知几彻底绝望了。那是一种热情奔放付出之后的空无与寂寥，充满了斜倚栏杆、遗世独立的苦闷与失望。

一个人的济世之想，很像是一场跌入爱情漩涡中的相思病染，经过最初的辗转反侧之后，当他终于意识到自己的爱只是单向付出，有去无回，在对方那里得不到丝毫回应时，那他会从枕边渐渐醒来，毅然收回这份爱，将绝望之后无处安放的深情寄注于他方。

于刘知几，这个他方却是曾经的原点。

再次回到自己的史籍中，缠绵于文字构筑的历史现场。

那里有涛声澎湃，那里有惠风和畅，那里还有志同道合。他在自叙中这样写道：“及年以过立，言悟日多，常恨时无同好。”接着，他列下了一组“言议见许，道术相知”的友人名单：东海徐坚、永城朱敬则、沛国刘允济、义兴薛谦光、河南元行冲、陈留吴兢、寿春裴怀古。

这个名单中的人皆学问渊博，通籍好史，仰钻坟典。与他们相交相处，相谈相议，刘知几满心欢喜，得尽怀抱。所以，他常常感叹：“德不孤，必有邻，四海之内，知我者不过数子而已矣！”

人生得一知己足矣，有这么多同道，他该知足的。

(未完待续）

四

有书可读，有史可研，有友可交，他的确是幸福而知足的。

因而，他对自己坐在获嘉主簿冷板凳上20年纹丝不动毫无怨言，他很享受这样的生活。

但，人永不是自己生活的主宰。

巨大的文学盛名，使他早已名满天下。公元699年，一纸调令从长安传来，他被任命为定王府仓曹，与徐坚、徐彦伯、张说等人在武则天男宠张昌宗和李峤总领下，集体奉诏撰修大型类书《三教珠英》。

《三教珠英》编成后，参与编定的“珠英学士”们悉获封赏。刘知几出任著作佐郎。公元702年，他以著作佐郎兼修国史，“寻迁左史，于门下撰起居注。”这是他第一次进入东观，从此他踏入史馆，开始了“三入东观”的史官生涯。

公元703年，他奉诏与徐坚、吴兢修撰《唐史》，此为第二次入东观修史。

唐中宗李显即位之后，刘知几“擢太子率更令。介直自守，累岁不迁，会天子西还，子玄自乞留东都。三年，或言子玄身史臣而私著述，驿召至京领史事，迁秘书少监。”受命撰写《则天大圣皇后实录》，这是第三次进入东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