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当高考成为通向成功路上必经的一座独木桥，那么，成千上万的孩子，以及更关心他们前途的家长，就会将无限寄寓尽付与这座桥，比如今天。

初唐延续了隋朝开科取士的制度，在士人心中普遍确立了“缙绅虽位极人臣，不由进士者，终不为美”的价值取向。这成为一根指挥棒，导引万千读书人为之俯仰。

发展到中唐，已经造成举子所读、所学空洞无物，考试内容严重不合理，使得唐朝科举制度脱离了真才实学的检阅，使儒学精神出现导向性偏离，而且还导致了读书人为科举而苦学来的东西，却与真正的学问越来越远。到唐高宗即位时，甚至出现了“政教渐衰，薄于儒术，尤重文吏。于是醇醲日去，毕竞日彰，犹火销膏而莫之觉也”的尴尬局面。

年轻的刘知几就成长于此时。

出于自己的兴趣与爱好，他更喜欢历史。但迫于社会通行的价值观，他虽无意于场屋事业，但仍不得不将自己的爱好置于“业余”位置，放在一边，而与同时代其他青年一样，一方面捧起经书，背诵刻板的章句教条，一方面捡韵吟诗，练习浮泛的诗词歌赋。目标只有一个：为进士及第。

事实上，尽管他夙好史学，但渊源的家学薰陶，父兄的言传身教，使他自幼就习诗涉文，在诗赋方面颇有声名。他在《史通·忤时》篇中自道：“仆幼闻诗礼，长涉艺文，至于史传之言，尤所耽悦。”《新唐书》本传佐证了这一点，“与兄知柔俱以善文词知名”，而且刘知几在诗中也写道：“余初好文笔，颇获誉于当时。”

这样一位人物，虽然科举应试内容非他所喜，但只要他肯俯身入帏临场，那就只有一种结果：绝不会出入科场被“赚白头”，当然也不会像时下那位被吹成文学天才的青年，却连基础的高中课程都屡屡不及格。

这同样让人想起明朝一位与他极为相似的人，唐寅。

鄙视科考之学，一心只仰慕古人放逸，每天与友人纵酒诗画的风流才子唐伯虎，经祝允明劝告，得中个举人以慰亡父在天之灵，他遂颇为自负地说：“明年当大比，吾试捐一年力为之。若弗售，一掷之耳。”明孝宗弘治十一年，28岁的他赴应天府乡试。横溢的才情流泻在卷子上，主考官梁储阅卷时不禁为之拍案叫绝。他果真一举成为解元。

这就是实力。

刘知几却还要牛一些。公元680年，年仅20岁的他参加科考，一举进士及第。

并不像戏剧舞台上所表演的，书生一进士及第，立刻就发簪鲜花、披红袍成为驸马，或光光鲜鲜地成为朝中大员。刘知几步入仕途的起点只是个主簿——获嘉县衙文书，一个九品小官。

一个人的志趣在哪里，那么他的快乐就在哪里。就像欧洲中世纪著名的圣徒托马斯，他给自己定下的最高的理想是，“坐在一个角落里，手捧一本小书，就这样安度此生。”所以他会写下《效法基督》，而不会痴心想去做一个教皇。

醉心史籍的刘知几，不但没有鄙薄肩负的从九品职位，反而沾沾自喜于终于可以不再为科考而读书，从此可以随心所欲读自己喜欢之书的快乐之中。“但于时将求仕进，兼习揣摩，至于专心诸史，我则未暇。洎年登弱冠，射策登朝，于是，思有余闲，获遂本愿。”

这才是一个读书人真正的快乐。

离开为应试而伏案劳形的令人作呕的书桌，回到自己苦苦追慕却一直无暇顾及的喜爱书籍旁，其心情惬意程度，大可与从高墙深锁的包办婚姻里突围，终于拥抱住属于自己的自由浪漫爱情作比。

他在书海中如鱼得水，潜心古籍，游优坟典，探隐掘幽，自此“旅游京洛，颇积岁年，公私借书，恣情披阅。至如一代之史，分为数家，其间杂记小书，又竞为异说，莫不钻研穿凿，尽其利害。”

这一读就是20年，直到公元699年被调职京都长安。

（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