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

公元576年，北周武帝帅军攻打北齐，当北周部队大兵压境时，混蛋透顶的齐后主高纬还在与宠妃出游打猎，第二天才于慌乱中派兵迎战。战斗打响后，高纬如同进戏院看戏，他优哉游哉地骑在马上没事人一样漫不经心地观战，直到晋阳不保，他仓惶出逃至邺城。公元577年，北周军攻破晋阳，后又大举进军邺城，以高纬为首的北齐王公大臣悉数被俘，北齐灭亡。

在北齐政权即将沦陷之时，颜之推为这个王朝做了自己最后的努力。“及周兵陷晋阳，帝轻骑还邺，窘急，计无所从。之推因宦者侍中邓长颙进奔陈策，仍劝募吴士千余人以为左右，取青、徐路共投陈国。帝纳之，”可惜丞相高阿那肱以吴人不可取信为名，拒绝采纳此计。计策虽然不被采纳，但颜之推“犹以为平原太守，令守河津。”河津失守之后，颜之推被俘，二度成为北周的俘虏，被迁往长安。

24年前发生在江陵的那一幕，今天再次重映。

这让人想起唐朝时有着同样尴尬经历的一个人，魏征。

魏征起先跟随李密闯手下，公元618年，瓦岗军被王世充打败，跟着李大哥闯天下的魏征投降到了唐王李渊麾下；公元620年10月窦建德攻陷黎阳，魏征被俘，他由大唐的秘书丞摇身一变为窦建德的起居舍人；公元621年，李世民彻底消灭了王世充和窦建德两股势力，作为被俘人员魏征再次低着头重回大唐；这之后，他成为东宫太子李建成的舍人，也成为李世民的对立面，公元626年李世民实施玄武门之变，杀掉了太子李建成，魏征再次成为李世民面前的垂头丧气俘虏。

低头走向北周长安的路上，颜之推会与魏征去见李世民有着一样的复杂心情。如果他知道魏征在唐太宗那里的处境，颜之推此时的心情应该明丽起来。

看看北周武帝是如何享用自己的战利品的。庆功宴会上，周武帝让齐后主高纬起舞助兴，尔后将他及他的嫔妃，以及北齐宗室王公大臣数十人全部杀死。稍稍有些血性的任城王高楷悲愤难抑，不堪其辱，服药自尽。就连高纬年仅8岁的儿子高恒也不能幸免，死于屠刀之下。

但北周统治者却没有以战俘的身份看待颜之推。对这个曾被自己授予高官，又偷偷潜逃至齐的人，北周不仅没有将之视为异己，更没有厌弃，相反，鲜花簇拥，礼遇甚隆。

这中间，当然有此时在北周备受重用的王褒、庾信及弟弟颜之仪等一帮南梁同志在起作用，但更大的因素是，周武帝对江南士人普遍具有的天生好感，是他对以魏晋文化为正朔的江南汉文化的无比仰慕之情在起作用。公元579年，北周开始服汉魏衣冠朝贺，就是明证。

更何况，作为一代儒宗的颜之推，此时名贯四海，对士林有着极大的感召性。面对如此之人，礼敬犹恐怠慢，哪里还敢有一点非礼造次？

公元581年，颜之推担任御史士，与弟弟颜之仪的司书上士同等级别。革命当然是讲先后的，但为了笼络人才，安稳这位始终怀着故国之思的不安分大师，有时需要搞点例外，这就是政治的诡秘之处。

但再诡秘的政治，也没有无常的历史更让人琢磨不透，更让人始料不及。

公元581年，在历史纪年上还有两个别称，在北周是大象三年，在隋朝则是开皇元年。

意思很明白，这年大周相国杨坚以造反者的姿态起立，伴之的是10岁娃娃宇文阐逊位，北周灭亡，隋朝取代了北周。这同时意味着，刚刚转换了国籍的颜之推，转眼又成了隋朝的子民。

一切无能为力，一切只能听天由命。

苏东坡在《迁居临泉亭》中这样无奈地自叹过：“我生天地间，一蚁寄大磨，区区欲右行，不救风轮左。”

裹胁在汹涌澎湃的时代浪潮里，身不由己漂进隋朝的颜之推还会遇到什么？

（未完待续）

五

隋文帝杨坚与太子杨勇父子，向颜之推表达了这个新兴朝代对文化的尊敬与热忱。“隋开皇中，太子召为文学，深见礼重。”

生于乱世，长于戎马，流离播越，闻见已多，自称“三为亡国之人”的颜之推，此时再也无意于官场，而是以兼通南北儒学，杂糅儒释道众学之长的学术积淀，凭借游宦南北朝胡汉多个政权，行踪遍及江南、河北、关中等广袤的中国土地所形成的丰厚阅历，本着“务先王之道，绍家祖之业”宗旨，来完成自己最后的著述。

这部大著就是《颜氏家训》。

因书名所导，后人往往将之简单视为一本训诫子孙后代的文学著作。其实不然。颜之推著述的出发点，是鉴于隋统一之后，南北儒学于交汇中产生的莫衷一是，无所适从，他从人生最浅显的安身立命讲起，进而引申到儒家精神的核髓，来树立正朔，打理此时南北儒学相互冲撞产生的种种不协调。

隋统一之后，由于南北学风不同，造成了如《隋书·儒林传》所说的学术混乱局面，“自正朔不一将三百年，师说纷纶，无所取正。”甚至造成国子学考试之时，判卷博士无法对学生的策问来定是非。

同时，“爰自汉、魏，硕学多清通，逮乎近古，巨儒必鄙俗。文武不坠，弘之在人，岂独愚蔽于当今，而皆明哲于往昔？在乎用与不用，知与不知耳。然曩之弼谐庶绩，必举德于鸿儒，近代左右邦家，咸取士于刀笔。纵有学优入室，勤逾刺股，名高海内，擢第甲科，若命偶时来，未有望于青紫，或数将运舛，必委弃于草泽。然则古之学者，禄在其中，今之学者，困于贫贱。明达之人，志识之士，安肯滞于所习，以求贫贱者哉？此所以儒罕通人，学多鄙俗者也。”

儒罕通人，学多鄙俗，带来的后果十分恶劣。儒生为了一己名利往往抛弃道德，丢掉儒家向来所注重的人格与灵魂建树，背离传统儒家的精神。这中间就包括当时的众多大儒。

比如“然怀抱不旷，又啬于财，不行束修者，未尝有所教诲，时人以此少之”的刘焯；还比如“性躁竞，颇俳谐，多自矜伐，好轻侮当世”的刘炫，而且他最让人不齿的是，“牛弘奏请购求天下遗逸之书，炫遂伪造书百余卷，题为《连山易》、《鲁史记》等，录上送官，取赏而去。后有人讼之，经赦免死，坐除名，归于家”；还比如开皇初年高祖征召的马光等六位儒生，“光与张仲让、孔笼、窦士荣、张黑奴、刘祖仁等俱至，并授太学博士，时人号为六儒。然皆鄙野无仪范，朝廷不之贵也。”

不难看出，当隋朝一统天下之时，号为名儒的儒生们，其道德与品行实难与大儒身份相辅成。

名为大儒的他们既然如此不堪，那我就坚决不以一张儒学学究的面孔临世，而是别出心裁，以一个严厉父亲或慈祥爷爷的面貌出现。而且，名义上是写给自己儿孙，教他们如何为学做人，实际是以正宗儒学训诫天下所有之人。

这就是曲有深致，这就是举重若轻。

颜之推在《颜氏家训·序致篇》中就如此开宗明义：“夫圣贤之书，教人诚孝，慎言检迹，立身扬名，亦已备矣。魏晋以来，所着诸子，理重事复，递相模效，犹屋下架屋，床上施床耳。吾今所以复为此者，非敢轨物范世也，业以整齐门内，提撕子孙。”

《诗经》有言：“匪面命之，言提其耳。”意思是，我非但要对面语之，还要亲提撕其耳。自己的后世子孙既不得见，如何能耳提面命呢？所以，一句“非敢轨物范世”的自谦背后，实则是颜之推欲“轨物范世”的真正用心。

匡正时弊，纠正儒风，以儒家正统观念为基调，对经历玄学改造和佛学变异后多有舛误的时学予以复原，从世道人心处细心打理，以廓清蒙尘积垢的儒学。

一部《颜氏家训》须得如此看，方能看出真谛和妙处。

(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