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辽阔的北中国，却以一种求贤若渴的心情，在等待着颜之推的到来。

不独是他，几位早就闻名大江以北的南梁硕学鸿儒，都在北方粗犷豪放的统治者心中留有极高的位置，此时，北方人正在用望穿秋水的目光向南眺望，恭候他们来临。

所以，当带着悲伤、绝望、惊惧、恐怖复杂心情的南方文人们在走进陌生的长安城时，他们会疑心自己难道真是以俘虏的身份被绳索牵系至此？

这太不靠谱了吧。

面前笑容可掬、礼数甚周的西魏最高统帅，怎么能和那些杀进江陵的野蛮入侵者划上等号呢？

但事实就摆在面前，不容置疑。两位先到这里的南人就是活生生的例证。

比如王褒。这位识量淹通，志怀沉静，美风仪，善谈笑，博览史传，尤工属文，与颜之推同样祖籍琅邪临沂的梁朝名士，一到长安就受到了宇文泰超乎寻常的隆重欢迎。

《周书·王褒庾信传》真实纪录下了这个感人的场面：

“褒与王克、刘瑴、宗懔、殷不害等数十人，俱至长安。太祖喜曰：‘昔平吴之利，二陆而已。今定楚之功，群贤毕至。可谓过之矣。’又谓褒及王克曰：‘吾即王氏甥也，卿等并吾之舅氏。当以亲戚为情，勿以去乡介意。’于是授褒及克、殷不害等车骑大将军、仪同三司。常从容上席，资饩甚厚。褒等亦并荷恩眄，忘其羁旅焉。”

见面不是张口就训诫，尔曹要洗心革面，在新的革命阵营里好好改造自己，而是张口就喊舅舅，以晚辈之礼拉家常，这实在太意外，也太暖人啦。而且，授以高官厚禄，这怎么不让这些人感从心生，忘其羁旅呢？

而这些，在北方统治者那里做得又是极为诚恳，绝无半点临场演戏的成分。王褒在孝闵帝践阼后，被封石泉县子，邑三百户。到周世宗即位后，又特加亲待。“帝每游宴，命褒等赋诗谈论，常在左右。寻加开府仪同三司。保定中，除内史中大夫。高祖作《象经》，令褒注之。引据赅洽，甚见称赏。褒有器局，雅识治体。既累世在江东为宰辅，高祖亦以此重之。建德以后，颇参朝议。凡大诏册，皆令褒具草。东宫既建，授太子少保，迁小司空，仍掌纶诰。乘舆行幸，褒常侍从。”

还比如庾信。这位幼而俊迈，聪敏绝伦。博览群书，尤善《春秋左氏传》，每有一文，京都莫不传诵的南梁名士，在梁元帝承圣三年(公元554年)奉命出使西魏，但抵达长安不久，西魏即攻克江陵，他因此滞留长安。在西魏他格外受到尊崇，被“拜使持节、抚军将军、右金紫光禄大夫、大都督，寻进车骑大将军、仪同三司”。

此时名义上虽然是元氏执政，但西魏政权的实际掌控人却是宇文泰父子，这父子俩“并雅好文学，信特蒙恩礼。至于赵、滕诸王，周旋款至，有若布衣之交。群公碑志，多相请托。”帝王如此礼敬，诸王与自己又混成了哥们儿，你说庾信的心中，会将这个国家当成灭我异族刻骨仇恨？还是用拥抱的姿态全身心投入？

再比如颜之推的弟弟颜之仪。这位幼小颖悟，三岁能读《孝经》。及长，博涉群书，好为词赋，深得梁元帝赞许的雅士，也在西魏攻入江陵之时被俘至长安。“周明帝以为麟趾学士，稍迁司书上士。武帝初建东宫，盛选师傅，以之仪为侍读。太子后征吐谷浑，在军有过行，郑译等并以不能匡弼坐谴，唯之仪以累谏获赏。即拜小宫尹，封平阳县男。宣帝即位，迁上仪同大将军、御正中大夫，进爵为公。”

……

兼容并畜，开放包容，以极大的虚心与诚恳，拜刚刚被自己用武力打败的人为师，向匍匐在地的被征服者讨教，这就是宇文氏对待来自被统治区文人的态度。

这一切又绝非故作姿态，拿拿样子，而是出于对汉文化由衷的倾心与皈依，是落后文明对先进文明的自觉靠拢。就像欧洲历史上的罗马帝国用征战与屠戮降伏了希腊，但粗野的罗马人却十分迷醉希腊文质彬彬的文化，最后在政体表现形式上，是罗马帝国统一了欧洲，而在文化层面，却是希腊文化席卷并风靡了欧洲。

这种甘心并积极为中原地区先进汉文化所化，有这种自觉意识的，在入主中原的中国北方少数民族统治者那里，不仅普遍，而且由来已久。

此前，最显著者如北魏孝文帝拓跋宏，他不仅下令鲜卑族改为汉姓，禁说胡话，改穿汉服，而且积极从自身做起，改名拓跋宏为元宏，娶汉女为妻，将公主们悉数嫁与汉族大姓，范阳卢氏，一家之内就娶了3位公主。

听来，就让人感动。

那么，此时与西魏并峙的东魏政权，再准确说，前二者的各自衍生换代产品，北齐也会如北周这样如此对待中原文化吗？

有这样怯怯一问，完全是因为我们的主人公颜推之。

(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