拙作《捍卫论语》（第1卷）《构建一个理想国》、（第2卷）《灯塔上的瞭望者》昨日在北京国际会展中心举办的全国图书订货会上首发。

八

杂综两汉、魏晋南北朝以来儒学大师的纷繁学说，纠合长期以来南北互异的学尚，然后在茫茫学术大海之上，开通出一条最简捷最安全的航道，布下浮标，树起航灯，供后来者愉快航行，这又谈何容易？

它需要编订者博览群经，遍通释注，然后才能从中择优而摭，取菁汰芜。孔颖达以“事必以仲尼为宗”，坚持“去其华而取其实，欲使信而有征”方针，来进行他艰苦卓绝的学术努力。

《五经正义》所做的工作，就是对繁杂经学注解之作进行统一整理，先从浩如烟海的经典注本中遴选出最好的那种，摒弃杂说，然后在所选择注本的基本注疏之上，辅之以博采的诸家经说，以集注形式来疏解经典。

与此前的“义疏”不同，义疏可以对旧注提出质疑，允许注解人自由表达对经书的个人理解，“正义”却只是在旧注中进行甄别，然后对所采纳的旧注进行深层次的阐释，但不可对旧注进行破坏性的疏解，此所谓“注宜从经，疏不破注”。这样就保证了后人在对儒家五经理解时不会产生歧义。

孔颖达在五经注本选择上，于《毛诗正义》，采用郑玄的笺注，兼取刘焯、刘炫之说作疏文；于《周易正义》，采用王弼的注，同时兼考众家以疏；于《春秋左传正义》，采用杜预的注本；于《礼记正义》，选用郑玄所注，以皇侃、熊安生二家作义疏；于《尚书正义》，则采用《伪孔传》。

大体来看，他所用注本以南学为主，义疏兼采南北，并蓄各家，所以马宗霍在《中国经学史》中高度评价：“名宗一家，实采众说，固不无附会之弊，亦足破门户之习。”

但，不能说其中没有遗憾。

由于过于拘守“疏不破注”的原则，这就在引征各家注释时，刻板地以原注为标准，完全以注文之是非为是非，凡注文所言，必尽量为之疏通证明，反而曲为之说。比如《春秋正义》中，以杜预注作为取舍标准，凡疏解采用的他人之说有违反杜注之处必驳之，甚至不惜为此曲徇杜注之误。

最大的错误出现在《尚书正义》中，在选择注本时，孔颖达没有选择他那个时代大多数人普遍研习，并且他本人对之颇为精深的郑玄《尚书》注解，而是选用了荒诞不经的《伪孔传》。

西汉鲁恭王刘馀在扩建宫室拆除孔子故宅时，在墙壁中得古文《尚书》，孔安国将古文改写为当时通行的隶书，并为之作传，即《孔安国尚书传》，马融、郑玄的《尚书》即取于此。但到东汉时，原书已亡逸。

东晋时，梅赜进献《孔安国尚书传》共59篇。经后人考定，文中不但出现了很多孔安国身后才有的地名，而且有些注解与孔安国所注《论语》相左，均说明这是一部伪作，根本不是孔安国所为，故学界称之为《伪孔传》。但孔颖达却不辨真伪，丢弃原先自己研习的郑玄《尚书》，盲目循从老师刘焯、刘炫所好《伪孔传》，称赞其“其辞富而备，其义弘而雅，故复而不厌，久而愈亮。江右学者，咸悉主焉。”导致这部伪作至今安然长眠于《十三经注疏》中。

就像苏轼误认的黄州赤壁，并非历史中曹操与孔明的对垒战场，但名以文显，地以人彰，在长久的以讹传讹中，反让真正的赤壁之战所在地蒲圻湮没于默默无闻之中。

于产房的护士而言，她只是粗心地抱错了一次婴儿，但对这个孩子来说，一生都将无法回归亲生母亲的怀抱。

学者一时不慎，造成的危害巨大而长远。

但瑕不掩瑜，这不能否定它对中国经学的统一和规范所作出巨大贡献。《五经正义》自刊行之后，便成为大唐后学诸儒奉行的正典，甚至跨宋逾明，直到清朝，一直端坐在《十三经注疏》中，备受敬重。

难怪唐太宗在看到此书后，油然感喟：“卿等博综古今，义理赅洽，考前儒之异说，符圣人之幽旨，实为不朽！”

也难怪贞观十八年，孔颖达的人物肖像被光荣地画在凌烟阁上，旁边题赞：“道光列第，风传阙里。精义霞开，掞辞飚起。”

这些又算得了什么？

浸润着大唐明月、宋时细雨、明清夜霜的一代代书生，他们负箧求学的路上，背的是它；他们秉烛苦读的寒窗下，读的是它；他们经世致用的宦途中，翻开的还是它。直到今天，他的著作仍是喜爱国学之人的必读之物。

如果孔颖达地下有知，他会在一个个月朗星稀的夜晚，面对文化中国，时时坐起，掀须一笑。

（本文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