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

这是个属于孔颖达的时代。

贞观6年，孔先生成为国子司业。一年后，迁太子右庶子，仍兼国子司业。他的学术地位也直线上升，“与诸儒议历及明堂，皆从颖达之说。”与魏徵一同撰《隋史》之后，他被加位正三品散骑常侍。贞观11年，“又与朝贤修定《五礼》，所有疑滞，咸谘决之。书成，进爵为子，赐物三百段。”

真是享尽崇荣。

再回过头来看看陆德明，就寒酸太多了。他此时担任的太学博士，据《新唐书·百官志》考证，其官职只是个六品官，所掌教的也只是五品以上、郡县公子孙，以及三品官员的曾孙。而孔颖达所肩负的国子司业，则为从四品，职责是掌儒学训导之政，总国子、太学、广文、四门、律、书、算凡七学，当天子视学、皇太子齿胄之时，负责讲义。举行释奠时，执经论议。

一个是太子右庶子，一个是为太子授经的老师，两位大师又可以在太子的东宫时常见面了。

但两人之间有着明显的不同。“以经授中山王承乾”的陆德明，虽然也走进东宫为太子授课，但充其量只是太子李承乾的临时性经典辅导老师，孔颖达的太子右庶子，则是太子的专职德育教师，负责匡正太子成长的大责。

国之储君成长如何，直接关系到帝国的未来统治，岂可小觑？英武通达的唐太宗，将太子李承乾的成长寄托于孔颖达肩头，其寄望之重无需言表。

可以回望一下，公元6226年玄武门兵变，李世民杀掉李建成、李元吉，自己立为太子，他让李渊为自己东宫配置的人员如下：杜如晦为太子左庶子，房玄龄为太子右庶子，虞世南为太子中舍人，褚亮为太子舍人，姚思廉为太子洗马。

那么，就该知道孔颖达此时的太子右庶子，职责有多重要。

然而，李承乾这个孩子又太不成器了。他似乎是匈奴大片看得太多，不光沉湎其中，不能自拔，而且非常热衷在生活中再现这样的场景，他经常“使户奴数十百人习音声，学胡人椎髻，剪彩为舞衣，寻橦跳剑，鼓鞞声通昼夜不绝”，而且还“好突厥言及所服，选貌类胡者，被以羊裘，辫发，五人建一落，张毡舍，造五狼头纛，分戟为阵，系幡旗，设穹庐自居，使诸部敛羊以烹，抽佩刀割肉相啗。承乾身作可汗死。使众号哭剺面，奔马环临之。”

这样一个孩子，放在今天应该保送进中央戏剧学院深造，将来成为影帝也未可知。孔颖达却知道，自己不是表演系教授，而是一个要为太子成长负责，为皇帝授命尽忠的大唐太子右庶子，于是屡屡犯颜直谏，规箴讽劝，极尽正直教人之道，太宗为此曾赏赐他黄金一斤。

屡劝不改，不如不劝，李承乾的乳母遂安夫人就对孔颖达说：太子已经这么大了，何宜屡致面折？潜台词是，你一直这么当面指责他，等他当上皇帝，可没你好果子吃啊。孔颖达对曰：“蒙国厚恩，死无所恨。”从此，谏诤逾切，剀切愈至。

所以，后来因魏王李泰见爱于唐太宗，最终导致李承乾太子被废之后，东宫属官因教导不力全被黜退，独右庶子孔颖达、左庶子于志宁因平日里对太子面折庭争，规劝不止，而受到嘉奖。

贞观十二年，孔颖达拜为国子祭酒，成为掌管大唐文教礼乐典章制度的最高首长。

公元640年，贞观十四年，唐太宗亲临国学，参加祭祀孔子的释奠大礼，聆听了孔颖达主讲《孝经》之后，李世民盛赞他：“思涌珠泉，情抽蕙兰。关西孔子，更起乎方今，济南伏生，重兴于兹时！”

孔子再起，这是唐太宗对他的评价。

（未完待续）

七

当然不会仅仅因为一场《孝经》讲座，就让李世民轻易发出如此至重至敬的赞叹。

这还来自李世民对孔颖达多年来的全面学术打量。其实，这也是整个大唐学术界对这位大师的审量。

可以绕开他与魏征编纂的《隋书》，也可以无视他与朝中诸贤共同修定的《五礼》，仅一部由他主编的《五经训义》，就让人高山仰止。

《五经训义》面世的背后，也有着政治与学术的双重背景。唐太宗大兴儒教，广开学门，使得举国上下，尚学成风。“是时，四方儒士，多抱负典籍，云会京师。俄而高丽及百济、新罗、高昌、吐蕃等诸国酋长，亦遣子弟请入于国学之内。鼓箧而升讲筵者，八千余人。济济洋洋焉，儒学之盛，古昔未之有也。”

随之，一个问题凸现其间，而且表现得越来越严重。

首先，经过长期动荡，刚刚统一的大唐，正如《旧唐书·儒学》中所说：“自隋氏道消，海内版荡，彝伦攸篸，戎马生郊，先代之旧章，往圣之遗训，扫地尽矣！”

其次，因为南北学人所治儒学面貌各异，章句好尚，互有不同。江南学者，所读《周易》是王弼的，《尚书》是孔安国的，《左传》是杜元凯的。江北学者所研习的经典，《周易》、《尚书》则是郑玄的，《左传》则是服虔的，《诗经》则是毛苌的，《礼》也是郑玄的。这样势必造成南北学者各行方便，各从所好，让诸生在学习儒家经典时，感到莫衷一是，不知所从，出现了“师说纷纭，无所取正”的混乱局面。甚至在国子学考试时，博士都无法对学生的策问定出优劣。这就给沿袭隋朝科考制度，大举开设明经、进士科取才的唐朝，带来了诸多不变。

一张考卷，却有两种乃至N种标准答案，那如何判分？

大一统的唐王朝迫切需要重新整理儒家经典，整统南北之学，定于一尊，让学生有统一的教材，学有所本，让科考有统一的下判标准。更重要的是，出于大统一政权的政治、思想、文化建设的迫切需要，大唐朝也亟需整顿混乱的经学。

鉴于此，公元630年，贞观四年，唐太宗以“经籍去圣久远，文字多讹谬”原因，诏令颜师古等人定《五经》，颁于天下，命学者习焉。

仍在这年，唐太宗以“儒学多门，章句繁杂”原因，诏国子祭酒孔颖达与诸儒撰定《五经》义疏，名曰《五经正义》，令天下传习。

《五经正义》的卷数，因版本不同，说法各异。《新唐书》中说170卷，而今日来看为180卷。其中，《周易正义》14卷，《尚书正义》20卷、《毛诗正义》40卷、《礼记正义》70卷、《春秋左传正义》36卷。此书编定于贞观十六年，公元642年，后又经马嘉运校定，长孙无忌、于志宁等增损，于唐高宗永徽四年，公元653年开始向全国颁行。自此，凡士人应明经科，均须诵习儒经，义理全据《正义》所说。

自此，《五经正义》成为标准范本，为后世儒生学习经典之圭臬，从而一霸南北学林。

（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