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公元605年，隋炀帝杨广即位，改国号大业。

这个大隋第二代领导人立志要用大手笔改造这个国度，以显示出自己的才干远非第一代领导人可比。因而总是表现出一种张扬、铺排、浩阔、亢奋的劲头。

不管是发全国民役，开凿大运河；还是广造龙舟，让蜿蜒数百里的船队翠华摇摇地行进在去扬州的赏看花路上；不管是将长安所有的大树都缠上锦缎，令所有食肆均免费供应，让应邀而来的西域胡人看看**是如何富有；还是穷兵黩武，三征高丽，只为展示大隋威武，惹我一丝不快者，虽远必诛……事事处处透着打了激素后的大跃进姿态。

同样，出于杨广好大喜功的心理，与一种粉饰太平的作用，他甫一即位，就高调喊出儒学兴国的方针。

隋文帝杨坚虽在一统江山之初，也提出儒学为本的治国理念，但由于佛老儒三学由南北朝起便已并行，还由于他幼年曾养于比丘尼的特殊经历，再加上垂垂老矣时的心志皆衰，晚年之时的他，却又“不悦儒术，专尚刑名，执政之徒，咸非笃好。”宫中好细腰，民间多饿殍，上之所行，下必效焉，到隋文帝仁寿年间，儒学已经衰微到天下之学尽废，举国上下只保留一所国子学，而且只留有儒生区区72人。就这72人的儒生队伍，恐怕也是取意孔子教徒贤者72而作作样子，凑数而已。

《隋书·儒学》尽道此时儒学的尴尬局面：

“于时，旧儒多已凋亡，二刘拔萃出类，学通南北，博极今古，后生钻仰，莫之能测。所制诸经义疏，搢绅咸师宗之。既而外事四夷，戎马不息，师徒怠散，盗贼群起，礼义不足以防君子，刑罚不足以威小人，空有建学之名，而无弘道之实。其风渐坠，以至灭亡，方领矩步之徒，亦多转死沟壑。凡有经籍，自此皆湮没于煨尘矣。遂使后进之士不复闻《诗》、《书》之言，皆怀攘夺之心，相与陷于不义。”

幸亏杨广来了。

杨广在叛逆心理以及大跃进式治国理念下，重提儒学为本，虽然更多的是为彰显自己如何与众不同，用教化大兴的声势来为大隋政权勾唇描眉，但客观上却给行将干涸龟裂的儒学土壤，降下了救命甘霖。

听听杨广此时下达的那道充满激情的诏书，谁不为此备受鼓舞、倍感欢欣呢？“君民建国，教学为先，移风易俗，必自兹始。……朕纂承洪绪，思弘大训，将欲尊师重道，用阐厥繇，讲信修睦，敦奖名教。方今宇宙平一，文轨攸同，十步之内，必有芳草，四海之中，岂无奇秀！诸在家及见入学者，若有笃志好古，耽悦典坟，学行优敏，堪膺时务，所在采访，具以名闻，即当随其器能，擢以不次。若研精经术，未愿进仕者，可依其艺业深浅，门荫高卑，虽未升朝，并量准给禄。庶夫恂恂善诱，不日成器，济济盈朝，何远之有？”

于是，大业元年，学校纷纷恢复，学生再次背起书包，停顿多年的读书声又朗朗响起，“复开庠序，国子郡县之学，盛于开皇之初。”一派野草逢春，欣欣向荣的气象。

那是一种强大而有力的心灵召唤！

二十世纪的中国曾在1978年上演过类似一幕。当恢复高考的消息传遍大江南北，那些在农村广阔天地上山下乡已然绝望的青年，终于知道自己的青春可以不终身被拴在一杆粪叉或一把镢头上，自己的理想也绝不只是一眼陕北米脂的窑洞，或大兴安林下的一个温热炕头，他们那份激动可以想见。

32岁的孔颖达便是听着这种召唤，心潮澎湃地走出自己学校，走向了寂静多年的考场，“举明经，高第，授河内郡博士。”隋朝通过开科设考，让孔颖达脱颖而出。

（未完待续）

四

很快，隋炀帝又广征天下学官、硕儒于东都洛阳，由门下省主持，仿照两汉之时汉宣帝石渠阁及汉章帝白虎观的故事，举办大规模的儒学学术研讨会。两汉之时的群儒聚集盛况再次出现，硕学鸿儒、明经通籍之士从四面八方云集洛阳，将这个城市在一时间营造得云蒸霞蔚，人才炳焕。

这中间，就有一批名扬天下的大儒，如刘焯、刘炫、鲁达、孔褒。当然，还有来自冀州衡水的孔颖达，以及来自苏州吴县的陆德明。

违睽多年的师生，相见时道一声“久违”，然后执经登坛，彼此并不客气，各尽穷悬河之辩；久闻大名，素无谋面的同道相会，但也没有过多的客套，寒暄句“承让”，相互同台说经，依据典籍论难问对。

这是多么令人向往的一个场景！让人疑心时光倒流，置身在荀子时代齐国的稷下学宫。

就是在这里，孔颖达与陆德明凭借自己渊博的知识，扎实的学养，深邃的见解，依难反驳，摧折众口。不仅战胜了学名久炽的二刘，而且让所有参加者临场败北。

出类拔萃的他俩，由此实现了彼此人生轨迹的重合，开始了他们一致却又互有差异的人生之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