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武垣用它特有的安静无扰接纳了毛氏叔侄，也接纳了余音将歇的伟大《诗经》，最终使之得以喘口气，在与世隔绝中修养生息，为中华文化保存贞元。

这里还应该感谢一个人，他就是河间献王刘德。

1805年，名重一时的清朝大学士河间人纪晓岚死后，嘉庆皇帝深感轸惜，御赐祭文、碑文各一。两篇文字中，分别用到“居藩国传经之地，业富缣缃”、“求惟实是，河间家有藏书”这样的句子来褒奖。

这个“藩国传经之地”、“河间家有藏书”，都是指西汉时的河间献王刘德。

刘德，汉景帝次子，汉武帝刘彻的哥哥。《汉书·景十三王传》称他，“修学好古，实事求是。从民得善书，必为好写与之，留其真，加金帛赐以招之。由是四方道术之人不远千里，或有先祖旧书，多奉以奏献王者，故得书多，与汉朝等。是时，淮南王安亦好书，所招致率多浮辩。献王所得书皆古文先秦旧书，《周官》、《尚书》、《礼》、《礼记》、《孟子》、《老子》之属，皆经传说记，七十子之徒所论。其学举六艺，立《毛氏诗》、《左氏春秋》博士。修礼乐，被服儒术，造次必于儒者。山东诸儒多从而游。”

自汉高祖至文景之世，汉初三代皇帝都崇尚无为之术，信奉黄老之学。直到汉武帝即位，采纳董仲舒建议，“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才把儒学定为一尊。而先于汉武帝登基15年就在河间为王的刘德，却早已倾心于儒家文化，用极大的热诚来着手整理儒学典籍。

这是多么感人的一幅场景！

他广泛向民间搜集各种典籍，每获得一本好书，就令人抄写一份送给书主，然后将原本留下，并赐献书者金帛。一时间，四面八方的学士不远千里，纷纷前来献书，有的人将祖上几代留传下来的书都献出来，使河间云蒸霞蔚，人才炳焕，成为了当时全国最重要的学术中心。

刘德还在其封国内修建了规模宏大的日华宫（遗址在今泊头市严铺村，距河间国都遗址约10公里）。其内设二十余处馆舍，专以接待四方饱学之士。齐、鲁、燕、赵等地的儒家学者纷至沓来，聚集于此，梳理、校勘儒家典籍。日华宫“殿阁灿烂、古光璀璨”，儒士则“褒衣雍容，弹冠奋袂”，“或趋以跄，登降于堂”。（葛洪《西京杂记》卷四）

对的，你应该想起了战国时齐国的稷下学宫。而刘德治下的河间国都乐城，就宛如战国时齐国的临淄。

??很幸运，毛苌此时就在河间国。

那么人才与爱才之人相见就是迟早要发生的事。

闻听到毛亨大名之后，刘德“礼聘再三”，封为博士。《汉书·儒林传》写道：“毛公，赵人也。治《诗》，为河间献王博士，授同国贯长卿。长卿授解延年。延年为阿武令，授徐敖。敖授九江陈侠，为王莽讲学大夫。”

刘德还以极大的文化热情，专门在乐城北面建立招贤馆，供毛苌在此讲授《诗经》。

大雅传诵，弦歌缭绕。

从此，这里成了诗的殿堂，也成了诗的产房。

(未完待续）

四

相对于偌大的汉朝疆土来说，河间毕竟还是太小了。

不管再受器重，毛苌也只是一个刘姓诸侯王的博士；不管影响再大，毛诗也只是在赵地河间流传。于人于诗，都显得菩萨太大，庙门尚小。

可能是这个原因，直至西汉结束，毛诗也没有被立于官学。

在今文经学盛行的西汉，训诂简要，缺乏迷信谶纬思想的毛诗属于古文经学，与另外三支研究《诗经》的今文经学派——齐诗、鲁诗、韩诗形成了鲜明对比。

另外三家被官方承认的今文《诗经》学派，在西汉备受尊崇。研究鲁诗的申培在汉文帝时即被任为博士，是汉朝最早的博士之一；研究齐诗的辕固生、研究韩诗的韩婴在汉文帝时均为官学博士，前者教出了汉武帝时的布衣宰相公孙弘，后者还曾将本门诗学直接传授给汉昭帝，因而享尽尊荣。

相较之下，只蛰伏在民间的毛诗就显得潦倒不堪，寒酸许多。

这些尽可不去理会。让人感兴趣的是，起自周代的遥远《诗经》一路迤逦而来，在夜色茫茫的秦汉渐渐消失了身影，最终却将这里做为再次飞翔的起点，从此展羽振翅，飞黄腾达。

事实是，到了东汉以后，毛诗开始迅速崛起，日渐兴盛，并为官方所承认。

著名的百虎观会议之后，汉章帝诏治古文经学的儒生入讲，并正是“诏诸儒各选高才生受《左氏春秋》、《谷梁春秋》、《古文尚书》、《毛诗》”（《后汉书·贾逵列传》，后又经郑玄作笺大昌，前三家遂逐渐衰落，到了南宋则完全失传，只剩毛诗独家流传。

西汉经学大师刘歆及东汉经学大师郑玄，他们二人对《毛诗》流行与普及直接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刘歆不仅在学术上有着重要的影响，而且在西汉末年政治舞台上又极为活跃，得到了王莽的器重，于是毛诗经他推荐而日益葱茏参天。

郑玄《六艺论》说：“诗宗毛义为主，毛义若隐略，则更表明：如有不同，即下己意，使可识别。”毛诗对《诗经》中各篇诗章均有小序，简述了诗的主题、作者和写作背景。而大儒郑玄为《毛诗》作《笺》，基于儒家的视角，特别重视诗的化世功用，对每篇诗作几乎都确定了其创作时代，产生原因、社会作用以及艺术表现手法。笺与注释不同，笺是宗一家之说而又有所引申发明。郑笺以《毛诗故训传》为主，《毛诗》讲的简略之处，便加以补充，有不同的见解，则另加标明。

自从郑玄的《毛诗笺》问世，原先红红火火的齐、鲁、韩三家《诗经》之学遂因之渐渐式微，最终湮没在漫不可知的时光漩涡之中。《隋书·经籍志》说：“齐诗亡于魏，鲁诗亡于西晋，韩诗亡于宋。”

站在今天，从文化的多元性来看，毛诗一门独兴，三家诗消亡，无疑是令人相当遗憾的。但文化的生存与发展，其实也顺应着达尔文的适者生存理论。毛诗的兴盛，除了西汉时的刘德、刘歆，东汉时的郑玄及唐代的孔颖达的外部襄助，更因其自身蓬勃的内在生命力在起重要作用。

(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