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
每一个大师的身上，都打着他所处时代的深深烙印，并吐露着在他身后即将到来时代的信息。
马融，前垂绛帐，后陈女乐，达生任性，不拘儒者之节，他用这种于于现实政治高压之下首创的极端人生姿态，表达对面前这个豺狼当道、是非颠倒、祸从天降的世界的深深厌恶，同时传递了游历宦海、浮尘浊世经年的他，已经精疲力尽，形神俱废，世间万千景象均化为心中的彷徨无着，只求在迷醉中逃离现实的重压，从而，便渐次冲破礼法道德的禁锢，走向蔑视礼法、任诞放达之路。
从马融身上，不仅透露了东汉中后期政治黑暗的时局，甚至还泄漏了东汉中后期整个社会思潮向玄学潜行的密码，他的身后，是一个政治生态更为惨烈，文化思潮倍加活跃的大时代，那就是魏晋风度。
刘献之，“每讲《左氏》，尽隐公八年便止，云义例已了，不复须解”，他“每每叹道：嗟乎先达，何自觉之晚也！”
不依陈说旧义，笔下新义缤纷，注重领新悟异，追求发自心胸，冀求弟子心悟，不重书本传授，这些尽管是表现在他个己身上的全新教育方式，但却清晰透露出北朝儒学的整体学术风向转变，即佛学向儒学的渗透与融入。
刘献之治经和传经授业的基本态度是，强调领新悟异，重在发凡举例。仔细分析这种治学特点，很容易就让人联想到佛门之中的佛典传授之法。
南北朝之时名僧讲解佛经，重在阐扬佛经基本思想，而不拘泥于具体字句。比如东晋的支遁，“善标宗会，而章句或有所遗。”慧远“常欲总揽纲维，以大法为己任。”道庄“讲《法华》，直叙纲致，不存文句。”
吴康僧会在《法镜经序》中说：“夫心者，众法之原。”《续高僧传》之中，罗云“讲四经三论各数十遍，不于文外别有撰述，皆心思口演，冰释理顺。”
可见，刘献之的治经授业，恰恰也是重“心法”，与佛门讲传路数有着同一机杼。
从刘献之的言行里，不仅流露出浓郁的佛家顿教色彩，而且明显看到其受到了佛家心论的巨大影响。
此时，拜佛唪经，写经造像，建塔立寺，广修福田，不独是南朝特有的现象，北朝也迎来了佛教大发展大繁荣的春天。当长江以南的佛学与玄学渐渐靠拢，逐渐融合之时，北方的佛学也在与儒学悄悄牵手，互相渗透。
始于北魏道武帝，北魏诸帝开始信佛，礼敬沙门，中间虽经北魏与北周两位武帝灭佛，但因其牵涉具体政治，而非关涉意识形态，所以短暂的经像毁地、僧侣出门之后，又是佛学复兴，寺庙林立，信徒云集。
帝王的奉佛拜释，使得学术领域中儒佛并行，而且佛儒学者相互参研对方学术经典。具体表现有二：
一是佛教高僧努力学习儒家经典，运用儒家经典来解释佛学奥义，弘倡佛法。当时著名高僧释道宠、释道范俱出自大儒熊安生之门。而兖州僧人昙衍、定州僧人灵裕，甚至都是由儒生出的家；
二是儒者好佛，儒学大师积极研究佛学经文，甚至亲自注解佛经，渐开孔释并弘，儒释道兼修的学术风气。比如“雅信佛道，时设斋讲，好生恶杀”的高允，“崇信佛法，礼拜讲诵，老而愈甚”的崔光，“学综诸经，多所治诵，兼读释氏”的李同轨，“少而好学，兼综经史，尤好释典，善谈义理”的裴植，“性好释老，亲升讲座”的裴粲，“时与沙门讲论，或分胄达曙，而心力无怠”的徐纥等等。
身为大儒，刘献之自然也侧身于这个行列之中。这便是他临终时，尚在注《涅槃经》的原因。
其实，有如此治学讲经特点的不光是刘献之一个人。
同时期大儒张吾贵，《北史·儒林传》说他：“与献之齐名，四海皆称儒宗。每一讲唱，门徒千数。”唱，本为佛门传授释典之法，也即《高僧传·唱导论》所说的“宣唱法理，开导众心。”儒师传授儒家经典用佛门专用“唱”法，可见佛学浸染儒学之深。
另一位稍晚于刘献之的大儒徐遵明，年轻时曾师从王聪，一年后离师门而去，投到张吾贵门下，然而不过数月，向同学抱怨完“张生名高而义无检格，凡所讲说，不惬吾心，请更从师”，再次离开，又来到孙买德门下求学，一年之后，离意又起。同学劝他，“君年少从师，每不终业，如此用意，终恐无成。”徐遵明却指着自己的心窝说：“吾今知真师所在矣，正在于此。”最后，他来到唐迁这里，居于蚕舍，读《孝经》、《论语》、《毛诗》、《尚书》、《三礼》。不出门院，凡经六年，时弹筝吹笛，以自娱慰，终成名儒。
徐遵明的求学之路，张吾贵的讲唱之法，当然有时代学术思潮的影响，但我更愿意认为，他们深受了刘献之的影响。
徐遵明的“真师所在”，也即刘献之的“义例已了，不复须解”，他们与在《五柳先生传》中散吟“好读书，不求甚解，每有会意，便欣然忘食”的陶渊明，有着相同的旨趣。只不过前者将之融铸于自己的治学事业中，后者将其贯穿在自己的人生态度里罢了。
可惜的是，后世的人们只知道行走在江南烟雨迷朦中的那位诗人，而无识端坐江北朗天阔地中的那个学宗了。
(未完，待续）
六
宋朝的林同曾写下厚厚一卷孝诗，其中有献给大儒刘献之的一首，“百行孝为首，诸人傥未知。下帷空自苦，蹑履竟何裨。”
诗人在嗟叹俗众昧于大师时，他是否自己真正明白了大师？
而在大师那里，他只管一袭斗笠蓑衣，屹立在自己泛舟的学术长河里，隐身于芦苇丛中，一心做好自己的摆渡职责，完成肩负的继绝学、传斯文、流余响、开新风大任。剩下的，都不在他的考虑之列。
他是个称职的艄公。
是刘献之，于南朝儒学出现重大危机之时，他以儒宗的身份站定于北朝，虽置身兵乱，犹励志苦学，笃志经史，旁综博采，兼涉佛道，不仅完成了儒学经典的传继，而且开启了一个全新的学术时代。
你看，在他身后，儒释道三教合流的隋唐学术天空，已经隐约露出了晨曦。
（本文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