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入主不同与打劫，并非抢了就走，留下狼藉一片，无需管顾。而是要稳稳坐下来，还要建构并理顺新的统治秩序，期望长治久安。

那么，为了王朝的稳固，首先必须笼络被征服区域占据文化主导地位的士层，同时，为了让那些刚刚换上官服，原先出身草莽的弟兄们从打打闹闹、推推搡搡中变得尊卑有秩，上下有序，统治者就不得不向被占领区的中原文化虚心讨教，从中汲取营养，学习治国安邦的谋略。

求教的殷切目光，无疑要落在儒学的肩头。

儒学六艺中的礼便格外引人注目。因为，礼正是在理人伦分际，序长幼尊卑，顺上下等级。因此，这些来自匈奴、鲜卑、羯、氐、羌的少数民族兄弟，异乎寻常地重视汉族士人，同时格外重视《周礼》，并由此延伸到对儒学的顶礼膜拜。

如前秦氐氏苻坚，积极恢复太学和地方各级学校，广修学宫，招聘学者教，并强制公卿以下的子孙入学读书，而且每月幸临太学，考问诸生经义，品评优劣。同时规定俸禄百石以上的官吏，必须“学通一经，才成一艺”，否则一律削职为民。

还如后赵石虎，这个残暴成性、昏虐无道的暴君，在残忍狠毒、滥杀无辜的兽性之下，如同古罗马皇帝尼禄对戏剧格外钟情一样，竟然“颇慕经学”。

所以，赵翼在《甘二史札记》中有这样的论述：“北朝偏安窃据之国，亦知以经术为重，在上者既以此取士，士亦争务于此以应上之求。故北朝经学较南朝稍盛，实上之人有以作兴之也。”

在这方面，鲜卑族拓跋氏建立的北魏无疑是杰出的典范。

《魏书·儒林传》称：

“太祖初定中原，虽日不暇给，始建都邑，便以经术为先，立太学，置五经博士生员千有余人。天兴二年春，增国子太学生员至三千……世祖始光三年春，别起太学于城东，后征卢玄、高允等，而令州郡各举才学。于是人多砥尚，儒林转兴。显祖太和中，改中书学为国子学，建明堂辟雍，尊三老五更，又开皇子之学。及迁都洛邑，诏立国子太学、四门小学。高祖钦明稽古，笃好坟典，坐舆据鞍，不忘讲道……于是斯文郁然，比隆周汉。世宗时，复诏营国学，……虽黉宇未立，而经术弥显。时天下承平，学业大盛。故燕齐赵魏之间，横经著录，不可胜数……至于兴和、武定之世，寇难既平，儒业复光矣。”

孝文帝拓跋宏，值得大书一笔。他]钦明稽古，笃好坟典，坐舆据鞍，不忘讲道，所以营造出一派“斯文郁然，比隆周汉”的儒学兴盛局面。

天晓得这个流淌着马背上民族野性血液的男人，为何对汉文化怀有如此炽烈的爱慕与敬仰之情。

公元490年，他亲掌朝政之后，为进一步全面汉化，首先他迁都洛阳，继而推出系列汉化政策：改鲜卑姓为汉姓，禁止鲜卑族同姓结婚，鼓励与汉人通婚。他不仅自己带头改名为元宏，娶汉族大姓女子为后妃，并给他的弟弟们也娶来汉族妻室，而且将公主们嫁给汉人；其次他下令鲜卑人一律改穿汉人服装，禁止说胡语，并严厉规定在朝廷为官者如果再说胡语，就降爵黜冠，为此他不惜杀掉太子以儆效优。

果子狸应该感谢非典的到来，鳄鱼应该仇恨人类发明了皮鞋与腰带。至于刘献之先生，他应该获得我们的真诚道喜，因为他就生活在尊儒重经的魏孝文帝元宏的时代。

（未完，待续）

四

同做为儒家学者，范缜是要羡慕刘献之的。

《齐书·范缜传》载：“永明年中，与魏氏和亲，岁通聘好，特简才学之士，以为行人。”南齐永明时期，就重叠在北魏太和年间，做为南齐访问学者的范缜，走入辽阔的北中国之后，他一定会为北朝儒学的云蒸霞蔚而感喟不已，同时深深反忖南北朝儒学之间存在的异同。

结果，可能就是《北史·儒林传》所总结的，“大抵南北所为章句，好尚且有不同。江左，《周易》则王辅嗣，《尚书》则孔安国，《左传》则杜元凯。河洛，《左传》则服子镇，《尚书》、《周易》则郑康成。《诗》则并主于毛公，《礼》则同遵于郑氏。南人约筒，得其英华;北人深芜，穷其枝叶。考其终始，要其会归，其立身成名，殊方同致矣。”

如果用一句话下判，那就是刘义庆在《世说新语》中所说的：“北人学问，渊综广博；南人学问，清通简要。”

这种对比是强烈的，也令范缜唏嘘不已。

沉陷于一片唪经诵佛、谈玄言虚的此时南朝儒学，除了“遍读群经，尤精三礼”的自己在做着西西弗斯式的努力，为捍卫儒家经典孤军奋战，儒学的确在江南式微了。

落入眼底的北朝儒学风气，又是这样鼓舞人心！统治者积极倡导，以身作则，使得天下慕向，雅重经典，学者向风，文教远覃；经学领域人才济济，硕儒饱学，层出不穷。

在经师众多的北魏，最打眼的无疑是大儒刘献之。

由于对儒学博淹精通，刘献之在学界影响力相当巨大，有着决疑定乱的学宗作用。《北史·儒林传》称：“魏承丧乱之后，《五经》大义，虽有师说，而海内诸生，多有疑滞，咸决于献之。”

于六经之中，他尤其精通《春秋》和《毛诗》，而且弟子众多，他们名闻魏、齐两代。《北齐书·儒林传》中说：“魏齐以来，通毛氏学者，多出献之之门。”其中，北齐名儒刘敬和、刘轨思就是他的学生。由二刘接竹引泉，发扬光大，刘献之的学术影响一直延宕至以后的北周，乃至遥远的隋唐。

一个人死去了，托体同山，荒冢无寻，但他的学术思想却葳蕤在满山遍野，跨越时代，超越空间，在后人那里流淌传递不息！

也许，这就是大师重学术，轻功名，恋书斋，远官场的深刻原因。

所以，像郑玄一样拒绝出仕。在本郡郡守逼迫举孝廉情况下，他走到京师洛阳，却称病而还。

北魏孝文帝巡幸至中山国，闻其大名后，诏征刘献之为典内校书，刘献之喟然叹曰：“吾不如庄周散木远矣，一之谓甚，其可再乎！”固以疾辞。

如同李白笔下的明月、陶渊明诗中的菊花、屈原离骚中的香草美人，庄子在其游心于淡，合气于漠，顺物自然而无容私的人生主张中，非常偏爱栎树这类“散木”，藉此，表达无为，追求无用，倡言人要处于“材与不材之间”。

刘献之以庄子“散木”自喻，其实是他人生姿态的自我表白，即潜心学术，消除物累，摆脱尘俗，复归本真，从而在庄子所说的“树于无何有之乡，广莫之野”，自我葱郁，逍遥游心。

这种摆脱尘俗、逍遥游心的人生态度，甚至还表露在他聚众授徒的教学方式上。

《北史·儒林传》载：时人有从献之学者，献之辄谓之曰：“人之立身，虽百行殊涂，准之四科，要以德行为首。子若能入孝出悌，忠信仁让，不待出户，天下自知。傥不能然，虽复下帷针股，蹑履从师，正可博闻多识，不过为土龙乞雨，眩惑将来。其于立身之道，有何益乎？孔门之徒，初亦未悟，见皋鱼之叹，方乃归而养亲。嗟乎！先达何自觉之晚也？”结果，从此四方学者，莫不高其行义，然而希造其门。

他讨厌亦步亦趋式的跟随老师刻板之学，同时反对悬梁刺股的刻苦之学，认为那样获得的博闻多识，无疑于堆起个土龙祈求下雨，这些都不是君子立身之道。甚至，因此他批评孔子门下的颜渊、子贡们，认为他们大都没有及早从立身处着想，做到自身的了悟，将学习的基点建立在入孝出悌、忠信仁义之上。

于是，反映在刘献之身上的问道求学，就与两汉学者的成长道路截然不同，也与魏晋学人的求知取途完全迥异。

在他这里，通经晓典的求知路数陡然一变，很让人感觉新鲜。

在教与学中，他既不赞成老师诲人不倦，也不提倡学生学之不厌，更注重来自学生的心悟。

清代学人陆世仪曾这样说过：“悟处皆出于思，不思无由得悟；思处皆缘于学，不学则无可思，学者所以求悟也，悟者思而得道也。”他应该是刘献之的旷代知音。

经老师最初点拨，跨槛入门之后，便主动扔掉手杖，摆脱师法束缚，讲究个人苦读静修，不再托身师门，依重师传口授，而主要以自己大量阅读前人对典籍的诠释著述，在披经览古中，相互印证，彼此比对，然后稽玄钩要，得出心知，获得自己对儒家经典的深切理解与融会贯通。

所以，刘献之在讲《左传》时，每每讲到“隐公八年”，便戛然而止。他的理由是：“义例已了，不复须解。”余下的，学生可依据前面讲过的义例，自我揣摩。

他认为，偌大一部《左传》，完全不用悉数讲完十二编，只取第一编，而且只讲到“隐公八年”，已经将《左传》中的所有义例和主要精髓完全道尽，无复再废口舌。他将“微言大义”四个字运用到了极致，结果，造成“弟子不能究竟其说”。

想起上世纪40年代西南联大的国学大师刘文典。他在授《文选》课中，上课前总是先叫校役提一壶茶，带上两尺长的竹制旱烟杆，讲到高兴处，刘文典一边悠闲吸烟，一边惬意啜茶，一边侃侃而谈，极为随意。

在讲谢惠连的《雪赋》时，刘文典只讲了半小时就宣布提前下课，并告知学生，下周三晚饭后七点半在操场上进行下堂课。下节课要讲谢庄的《月赋》，原来他已算好时间，那天正好是十五。果然，几天后，一班学生围坐在操场上，于一轮圆月之下，听如入其境的老师摇头晃脑，恣肆忘情地朗诵，“月既没兮露欲晞，岁方晏兮无与归，佳期可以还，微霜沾人衣。”

刘文典身上散逸的名士派头，就来自两个更老的老师身上，一位是设女乐、垂绛帐的东汉马融，另一位就是重心悟、轻讲授的北魏刘献之。

(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