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当南齐的范缜，为重新确立儒学宗主地位，以斗士的面貌，孤军奋战，高举反佛旗帜，在鸡笼山上与萧子良等西邸八友，面红耳赤，侃侃而辨时，北魏的刘献之与众多北朝儒师一样，延续着两汉以来儒家一脉相传的作风，正悠闲地在河北饶阳开馆授徒，掩扉读书，伏案著述。
一南一北两位儒学大师的个人学术境况差异，却又正好折射了他们分居的南、北儒学整体学术局面的不同。
先来简单梳理一下此时的历史脉络。
公元316年8月，匈奴汉国刘聪攻破西晋长安，以晋愍帝司马邺口衔玉璧，赤膊牵羊，抬着棺材出城投降为标志，西晋灭亡。这一消息传到南方，司马睿在西晋惠帝八王之乱中衣冠南渡的北方大族势力拥戴下，于公元317年即位，开始了东晋104年的偏安历史。
北方则进入纷乱扰嚷的五胡十六国时代，匈奴、鲜卑、羯、氐、羌等少数民族相继入主，中国北方陷入五胡乱华的大混乱时局。史界公认，以304年刘渊称王始，以439年北魏灭西凉终，此时期为五胡十六国。
公元420年，东晋末代皇帝晋恭帝司马德文被迫禅位，刘裕的刘宋政权取而代之，东晋灭亡，自此长江以南地区进入宋、齐、梁、陈的南朝时代；与之对应，江北进入北魏、东魏、西魏、北齐、北周的北朝时期。
令人颇感差异的是，承接着中原“衣冠”，礼乐制度更为详备，且一直为汉人统治的南朝，其儒学发展与兴盛之状，相较与少数民族入主的北朝，却是大大的不如。
一个反映在史书中的显著例证是，《宋书》、《南齐书》中均无《儒林传》。
在《范缜：在释学包围中罄悬河之辩》一文中，笔者已经述及因在大战乱之后衣冠南渡，偏安江左，东晋的统治者及士层人物于气喘吁吁，惊魂稍定之后，已经弃绝了儒家向来倡导的经世之志，渐渐兴起的是厌世之思，或承魏晋余绪，崇尚虚无，耽于酒色，托心老庄，清谈成风。
《北史·儒林传》对南朝儒学所下的总评是：“自元嘉之后，宇内分崩，礼乐文章，扫地将尽。”
南朝起始政权刘宋王朝，将儒学从独宗位置上拽下，与玄、史、文学并列，且列为四科之末，这大大削弱了儒学的地位。此时，废经罢学，去儒尚虚，“乡里莫或开馆，公卿罕通经术，三德六艺，其废久矣！”
南齐之时，儒学再衰，佛学渐盛，《南史·儒林传》说：“以迄宋、齐，国学时或开置，而功课末博，建之不能十年，盖取文具而已。是时乡里莫或开馆，公卿罕通经术，朝廷大儒，独学而弗肯养众，后生孤陋，拥经而无所讲习，大道之郁也久矣乎!”
南梁时期，梁武帝虽然深悯儒学走向衰落，在天监四年，诏开五馆，建立国学，总以《五经》教授，置《五经》博士各一人。又下诏皇太子、宗室、王侯始就学受业，武帝亲屈舆驾，释奠于先师先圣，申之以语，劳之以束帛，使得儒学暂时性出现“济济焉，洋洋焉，大道之行也如是”的昙花盛开局面。但他很快在公元504年下诏，正式宣布佛教为国教：“大经中说道有九十六种，唯佛一道，是于正道；其余九十五种，名为邪道。”一时朝野上下，信佛成风，虽经范缜单枪匹马的努力，起而据理力争，但终究改变不了儒学沦落的局面。
到南陈时，“及陈武创业，时经丧乱，衣冠珍瘁，寇贼未宁，敦奖之方，所未逞也。天嘉以后，稍置半官，虽博延生徒，成业盖寡，其所采缀，盖亦梁之遗儒。”
相对于五经废弃，儒学凋敝的南朝，北朝儒学则显出另外一番葱茏碧翠、生机盎然的学术气象。
自晋惠帝永兴元年，公元304年，刘渊称汉，到北魏太武帝太延五年，公元439年，统一北方，整个长江以北的中国在五胡十六国时期，始终处于民族纷争的大混战状态。及至北魏统一北方，南北依然分治，直到隋朝政权建立，南北获得统一。这期间数百年历史中，儒学不仅在北朝基本上始终占据意识形态的话语霸权地位，而且其所承继的儒学精神也较南朝更为纯正。
有赖于两个因素：
其一，是北方世家大族的私学兴盛。
《魏书·儒林列传》载：“自晋永嘉之后，运钟丧乱，宇内分崩，群凶肆祸，生民不见俎豆之客，黔首唯睹戎马之迹，礼乐文章，扫地将尽。”战乱频仍，时运乖戾，生民流离，哀鸿遍野，这似乎已经不是读书注经的时代，然而，儒学自身的坚韧与自守性能，使得儒学走向民间，走向私学，所以，“契之所感，斯道犹存。高才有德之流，自强蓬革，鸿生硕儒之辈，抱器晦己。”
北朝经学的复兴，有赖以北方世家大族的私学。这其中就包括中州地区的河洛私学、凉州的河西私学，北魏统一中国北方之后，便是在此私学基础上继而发展的官学。
其二，是北方统治者对汉文化的格外倾心。
自五胡十六国至北周，历代入主中原的少数民族统治者，几乎无一例外，自觉重视汉文化，倍加推崇儒家经典的经世致用作用。
这中间的重要原因是，从白山黑水、大漠孤烟或广袤草原上走出的粗鄙的北方少数民族统治者，当他们骤然走进陌生的中原宫殿，感受着不可同日而语的华夏文明，在敞轩高堂里成为主宰之后，忽然发现自己除了骠悍与勇猛之外竟然一无是处！不仅无法从精神层面统领这些战败区的人民，不懂国家政权的创设、运行和管理，甚至还无法安稳胜利后居功自傲、粗野无礼的那帮乱糟糟的早期弟兄。
这的确是个问题。
(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