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

这场辩论以范缜完胜收场。

值得深思的是，失败的梁武帝没有对胜利者恼羞成怒，也没有敕令《神灭论》在全国禁行。对范缜的学术思想与人身，他均持以宽容的姿态，这使得范缜可以在国子博士官职上平静走完他的最后人生。

于帝王身上，有这种气量者的确罕见。

反过头回望范缜，面对以皇帝为主帅，集一国王公名流为对立阵营，在事关国家意识形态的重大思想路线问题上，却一人独立，固执己见，坚守孟子所说的，“自反而不缩，虽褐宽博，吾不惴焉。自反而缩，虽千万人，吾往矣！”这又是何等一种大无畏气概？

在文人身上，有这种精神者非常少有。

他上承王充的无神论思想，接刘宋时代何承天反对因果报应说的余绪，在佛教空前繁荣的南梁提出神灭论，无论辩论声势，还是造成影响，更重要的是他的思想深度与高度，以及论辩中展示的逻辑严谨性，都远远超越了此前的所有唯物论者。在中国思想史与哲学史上，有着重要的里程碑意义。

在佛教行将湮灭儒学的危难之际，是他抛开功名利禄，乃至个人性命，冒天下之大不韪，挺身而出，持理驳难，为枯槁的儒学保留了一方生机勃勃的绿茵。

因了他，进入隋唐的中国文化，才得以儒释道三教并存。他的作用，很像被誉为“欧洲的良心”的法国思想启蒙大师伏尔泰。

伏尔泰的心脏至今被保存在法国国家博物馆里，上面镌刻着：这里是我的心脏，到处是我的精神。

范缜没有这种待遇，但中国哲学史中始终散逸着他的理性之光。

(本文毕）

刘献之：巍然矗立北朝的一代名儒

“大抵南朝皆旷达，可怜东晋最风流。”这是杜牧《润州二首》诗中的名句。

一句“最风流”，道尽了东晋人物谈玄言理，崇文尚雅，传业浸盛的士人雅藻；一句“皆旷达”，又写尽了南朝士林极备礼乐，弦歌悠扬，大雅传诵的文化兴盛。在诗人眼中，东晋文学典章制度盛行，南朝向学论道风气流布，皆为当时文物兴盛繁华之地。

所以，诗人在诗中又补笔写道：“画角爱飘江北去，钓歌长向月中闻。”

画角，古时军中的军号，发音哀厉高亢，用来警报昏晓，催动士气。钓歌经常悠扬在江南的明月之中，画角却总爱吹响在北地的荒漠之上，言下之意是，人文渊薮，惟南方为盛，与南朝隔江对峙的北朝，则战鼓振天，画角吹难，不修文事，难解风雅。

其实，这只是诗人站在诗意立场上的误判。

真正的学术状况恰好相反。

《晋书·儒林传》中说：“有晋始自中朝，迄于江左，莫不崇饰华竞，祖述虚玄，摈阙里之典经，习正始之余论，指礼法为流俗，目纵诞以清高，遂使宪章弛废，名教颓毁，五胡乘间而竞逐，二京继踵以沦胥，运极道消，可为长叹息者矣。”

赵翼在《甘二史札记》里也说，“六朝人虽以词藻相尚，然北朝治经者，尚多专门名家。盖自汉末郑康成以经学教授门下，著录者万人，流风所被，士皆以通经积学为业。故北朝经学较南朝稍盛，实上之人有以作兴之也。”

相较与南朝，北朝儒学更为勃兴与繁荣。

而刘献之，便是“有以作兴”的北朝“上之人”行列中的杰出一位。

(未完，待续）

一

刘献之，博陵饶阳，今河北饶阳人，生卒具体年月不详，聚众授徒并显名于北魏孝文帝太和年间。

他少而孤贫，雅好《诗》《传》，少年时曾受业于勃海程玄，其后独自博观众籍，浸淫于五经之中，自我捧研，终至大成，遂为一代通儒。

刘献之著述甚丰，共著有《三礼大义》四卷，《三传略例》三卷，注《毛诗序义》一卷，行于世。并立《章句疏》二卷。另外就是注佛家经典《涅槃经》，然而，惜乎未及完稿，便身赴另世。虽然他不像郑玄遍注群经，六艺之文，虽不悉注，但只要经其手所标，其宗旨便与古人旧义颇有异见。

这不是为标新而刻意立异，而是更为笃实的一种向学态度。

前人所注，凡深合大义，契乎我心，我自点头赞同，绝不赘笔拾人牙慧，承袭他人余唾，但遇到意理乖谬、诠解窳陋之处，我又别有洞见，那么就要秉笔书之，快口说之，肆意评之。

比如，他在读到先秦名家法家的著作后，掩卷而笑说：“若使杨、墨之流不为此书，千载谁知其小也？”

话语中有对名法之家自献其丑，自留把柄的睥睨之意。当然，从哲学史的角度看，刘献之的这一笑，不一定有多少道理，但却看得出，他在遍览诸子百家学说之后，做为一个儒家学者的那份自信与自负。

这种自信，就来自孔子博大而缜密的哲学体系，更来自述仲尼之意，与名法墨农等对立学派反复驳难、互相攻诘中重新找回儒学精神的孟子。

针对法家的刑名之术，孟子倡言仁义，以王道对抗霸道；针对杨墨兼爱、尚同之说，孟子强调人伦纲常的重要性；针对许行学派的自食其力、市贾不贰主张，孟子坚持社会分工，强调物之不齐的必然性；针对告子的性无善恶，孟子坚持人心本善，仁义礼智根于心。

正是孟子的睿智与善辩，凛然与高迈，折服了一个个强词夺理的对手。难怪，刘献之会讥笑杨墨之小。

还比如，他读屈原的《离骚》后，就对身边人颇为感慨地说：“观屈原《离骚》之作，自是狂人，死其宜矣。孔子曰‘无可无不可’，实获我心。”

屈原的笔下，流淌着无尽的愁怨、迷离与悲伤。“心郁郁之忧思兮，独永叹乎增伤。思蹇产之不释兮，曼遭夜之方长！”“望孟夏之短夜兮，何晦明之若岁。”最早从这些充溢着愤恨郁结的句子中发现屈原心志的是司马迁。太史公说屈原心中有着排遣不去的块垒，有着无尽的“存君兴国而欲反覆之”向往，才导致他一吟三叹，唉声叹气，“一篇之中三致志焉。”所以，他的诗中便回环往复着明志、剖忠、辨冤、斥佞、表白，形成了他独特的愁苦抒情言志方式。

西汉末年的扬雄读到《离骚》时，虽然为屈原遭遇深悲，但他并不以屈原怀石自沉的做法为然，他认为，“君子得时则大行，不得时龙蛇，遇不遇命也，何必湛身哉？”怎么能以自戕的方式来结束自己？于是，作《反离骚》一篇，诗人气质十足地自岷山投于江中，以祭屈原。

而在儒家刘献之看来，屈原简直是一幅不可原谅的女人之态，属于心志失衡后的神经官能症状，是疾病缠绕的狂人，死不足惜。

如同哂笑名法之作逼仄、狭小一样，刘献之鄙薄屈原的思想发出点，仍然依循的是儒学原旨。

儒家向来不怨天尤人，讲究安时而处顺，而且颠沛必如是，造次必如是。孔子就说过：“道之将行也与，命也；道之将废也与，命也。”荀子在《宥坐》中也说过：“遇不遇者，时也；死生者，命也。今有其人，不遇其时，虽贤，其能行乎？苟遇其时，何难之有！故君子博学深谋，修身端行，以俟其时之处。”

道不行则卷而怀之，笃志柴门，修身端行，心无旁骛，守己持正，这才是读书人应有的人格姿态。举着一张苦大仇深的蜡黄小脸，脚步踉跄，一步三回头地趑趄在大泽之中，最后幽怨而无望地投江而死，实在没有可称道之处。

一个学问精深的学者，总会在他人熟视无睹的习以为常处，发现出非同寻常，然后发一家新见，抒独己之怀，让人愕然，为之一愣，继之是会心一笑，心悦诚服。

（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