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

萧子良也的确让人尊敬。

辩论失败后的他，没有对胜利者进行舆论钳制，更没有对其实施打压，相反，范缜的仕途似乎较以前更为宽阔与顺畅。我坚决反对你的思想，但我深深尊敬你的人格，这就是古之君子的风度。

公元491年，范缜做为才俊之士出使北魏。后又迁尚书省，任领军长史。三年后，又出任宜都太守。

宜都在今湖北宜昌，当时夷陵地区有伍相庙、唐汉三神庙、胡里神庙，当地人笃信三庙神灵，经常祭祀。与佛教势不两立的范缜到任后，下令严禁祭祀活动。

公元499年，范缜母亲去世，他辞官回乡丁忧。就在这年，杀戮成性、恣意妄为的东昏侯萧宝卷，在众叛亲离中迎来了诸多藩镇的倒戈讨伐，雍州刺史萧衍无疑是其间最有潜力的一位。

萧衍率军路过南州，范缜身着丧服前迎。老友重逢，又是在亟需聚集人气、收拢士心的揭杆之时，萧衍自然见之甚悦。做为回报，萧衍在公元502年即位，成为梁武帝之后，任命范缜为晋安太守。公元505年，再次升迁范缜为尚书左臣。

在晋安当太守的岁月里，范缜是否仍然下令禁止百姓到庙宇祭祀，史中无载，但依他的性格，竭力宣扬无神论，大肆抨击佛教，当是自然应有之义。

梁武帝萧衍，却是个骨灰级佛粉，其好释信佛的程度远远又超过萧子良。

除了印度的阿育王稍稍可与比肩，世界史帝王名单之中再找不到像梁武帝这样的狂热佞佛分子。

萧衍不仅倾注大量精力研究佛学，自己著有《涅萃》、《大品》、《净名》、《三慧》等数百卷佛学著作，而且还数度出家，皈依佛门。

他在公元504年下诏，正式宣布佛教为国教，朗声宣布：“大经中说道有九十六种，唯佛一道，是于正道；其余九十五种，名为邪道。朕舍邪外，以事正内。……其公卿百官侯王宗室，宜反伪就真，舍邪入正。”一时朝野上下，信佛成风。

公元520年，梁武帝取佛法中“普通”之意，改年号为普通。从这年开始，梁武帝多次前往同泰寺，舍身出家。

普通八年，萧衍驾幸同泰寺，设四部无遮大会，舍身出家，公卿以下出钱1亿万向寺庙奉赎，买回皇帝，又改年号为大通；

大通三年，他再到同泰寺，升法座，为四部众说《大般若涅槃经》，同年，又到该寺，说《摩诃般若波罗密经》；

大通五年，他又来到同泰寺，说《金刚摩诃波若经》；

大同十二年，萧衍第二次出家，这次群臣用两亿钱将其赎回；

太清元年，萧衍第三次出家，在同泰寺住了三十七天之后，朝廷财政拨款，出资一亿钱赎回。

一个皇帝老是将自己绑票，然后又动用纳税人的钱赎身，这是不是恶搞得太过，滑天下之大稽！

于萧衍而言，庙里似乎永远有一种召唤，不可抗拒。如果不是侯景之乱，将萧衍活活饿死在台城的文德殿里，真的不敢相信，他主动舍身寺庙，然后动用国库巨财将其赎回的闹剧还会上演多少出。

面对这样一个帝王，反佛的范缜怎么能有静安于官场的可能呢？

也可以相见，因思想的严重背离，范缜必然不能见容于梁武帝。

犹如当年范缜并不为西邸圈子所待见，始终走不进“八友”的交游行谊核心，但仍可以在鸡笼山上大放厥词，完全是众人给范云的面子一样。范缜在萧梁新朝得以官至尚书左臣，并非完全是他当初拥立过萧衍的原因，比范缜拥戴萧衍功劳更大的尚书令王亮，后来就被萧衍因罪免职，暗中给力的，应该还是堂弟范云。

范云在萧衍眼里比萧子良更受器重。多年的深厚友谊，加之范云卓越的才华，使得他不仅在梁武帝受禅时，能以侍中身份参乘，而且在梁武新朝贵为散骑常侍、吏部尚书、封霄城县候。梁武帝曾对自己两个哥哥临川王萧宏、鄱阳王萧恢这样说过：“我与范尚书少亲善，申四海之敬，今为天下主，此礼既革，汝宜代我呼范为兄。”让两位王爷代自己今后呼范云为哥哥，可见其在萧衍那里何等受尊崇。

所以，不管范缜明白不明白，或者领情不领情，他在梁武帝天监年间的官位，完全有赖于堂弟范云，否则，始终持反佛异见的他早就被当局一脚踹出。

果然，公元503年范云病逝，两年之后的公元505年，范缜因同情王亮被梁武帝免职流放广州。

其实，罪坐王亮其实只是个托辞，个中真正的原因是，范缜的思想与当局格格不入，严重背离，早就属于被清除之列。

（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