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

儒学所面临的困境，还远远不止上述这些。

更大的挤兑力量来自佛学。伴随着儒学的一路下行，佛学却异军突起，风靡天下，与之形成鲜明对比。一方面是明堂倒塌，太学关闭，儒冠委地，《五经》蒙尘；另一方面是佛像高耸，寺庙林立，袈裟飘扬，佛经风行。远道而来的高鼻梁释迦，终于骄傲地凌驾于东方的孔子之上。

佛学何时最早东行来到中国，一直是个悬而未决的疑案。《魏书·释老志》载：“汉武元狩中，遣霍去病讨匈奴，至皋兰，过居延，斩首大获。昆邪王杀休屠王，将其众五万来降。获其金人，帝以为大神，列于甘泉宫。金人率长丈余，不祭祀，但烧香礼拜而已，此则佛道流通之渐也。”将佛学东渐定为西汉武帝之时。

也有人将之推到秦始皇时，还有推溯到春秋之时，更大胆的将之推到了《山海经》所描写的洪荒时代。张中行先生说，这些均意在夸饰，为的是与道教争胜，证据不足，不可取信。

洛阳白马寺却是个实证。创建于东汉永平十一年的洛阳白马寺为中国第一古刹，世界著名伽蓝，乃佛教传入我国后官办的第一座寺院，有“释源”、“祖庭”之誉。

据东汉末年牟子所著《理惑论》载：东汉永平七年，汉明帝刘庄因夜梦金人，遣使西域拜求佛法。公元67年，汉使及印度二高僧摄摩腾、竺法兰以白马驮载佛经、佛像抵洛，汉明帝躬亲迎奉。公元68年，汉明帝敕令在洛阳雍门外建僧院，为铭记白马驮经之功，故名该僧院为白马寺。

佛教在中国早期的活动，主要是以译经形式出现。这中间，以中印度和尚昙柯迦罗于公元250年到洛阳，译出《僧祗戒心》，安息和尚昙谛来洛译出《昙无德羯磨》，并根据戒律举行传戒仪式，为佛教发展扩大开辟广阔大路最为显著。

这之后，中国出现了第一个出家的僧人朱士行。据史所载，西晋时僧尼已有3000多人，洛阳、长安两地的寺院有近200所。

历经东晋到南北朝时，佛学在中土已蔚然成风，洋洋大观，佛教势力得以空前膨胀。不管是南朝还是北朝，此时佛学发展都盛况空前。南朝的宋、齐、陈，僧尼多达3万余众，寺院近2000所；而梁朝的出家之人竟然多达8万之巨，寺院多到3000余所。

随着佛教势力的扩大，佛理研究与诠释也更加细致化，深入化，中土佛教开始裂解为众多宗派，比如毗昙、成实、三论、摄论、十诵律、涅槃等等。更让儒学家忧心忡忡的是，佛学此时不仅获得了底层广大百姓的广泛信赖，而且还取得了包括南朝所有皇帝及大量文臣的深刻服膺。在意识形态领域，与道学刚刚取得和谐一致的儒学，大有被佛学取而代之之势。

不光这些，寺庙林立，庙田扩大，不事生产的出家人渐多，以及民众解囊捐香火钱日巨，都给当时的经济发展与百姓生活带来了巨大的冲击。

有一个典型的例子。公元471年，宋明帝耗费巨资，大兴土木，建造了甚为壮丽的湘宫寺，为此，他洋洋得意地对大臣们说，“这是我的大功德”，散骑侍郎虞原却沉痛而厉严地说：“此皆百姓卖儿贴妇钱所为，佛若有知，当慈悲嗟愍。罪高浮屠，何功德之有！”

公元471年，用民脂民膏堆积而成的金碧辉煌湘宫寺巍然高耸，而它的背景却是百姓衣不蔽体、食不果腹、怨声载道，这种强烈的对比与反差会在22岁的范缜的胸中，激起怎样怎样的愤怒？

但相对于之后梁武帝的佞佛热烈程度，宋明帝应该有小巫之羞的，因为后者对佛教更狂热，痴情到歇斯底里的地步。从虞原的这句话中，其实已经透露出，一场儒佛之争已经不可避免。

(待续）

五

公元479年，萧道成篡宋立齐。在新成立的南齐王朝，范缜走入仕进之路。

开始，他是宁蛮郡的主簿，多次升迁之后，官至尚书殿中郎。他官职的获得与升迁，与两个人大有干系。

一个就是范缜的堂弟范云，另一个就是齐高帝萧道成之孙，齐武帝萧赜之子，竟陵王萧子良。

萧道成建元之初，竟陵王萧子良为会稽太守，范云为太守府主簿。因为范云的博学多识、机警有才，深得萧子良赏识与喜爱，因而备受器重。范云在这里“因以为上宾，宠冠府朝”。自此，范云跟随萧子良寸步不离，“子良为南徐州、南兖州，云并随府迁，每陈朝政得失于子良。子良为司徒，又补记室。”

后来，萧子良曾经领尚书令，范缜的尚书殿中郎一职，于是找到了获得的原因。那应该是范云的大力举荐，然后是爱屋及乌的萧子良的欣然应允。萧齐萧梁的皇帝大都丧心病狂，混蛋透顶，但未走入权力巅峰的萧家王子们却又大都喜文善墨，乐集雅士，比如梁武帝的昭明太子萧统，还比如这个竟陵王萧子良。

萧子良在齐武帝之时为司徒，权高位重。齐废帝隆昌元年，更是享有剑履上殿，入朝不趋，赞拜不名的权力。《南齐书》中说，“子良少有清尚，礼才好士，居不疑之地，倾意宾客，天下才学皆游集焉。善立胜事，夏月客至，为设瓜饮及甘果，著之文教。士子文章及朝贵辞翰，皆发教撰录。”

在南京西郊的鸡笼山私人官邸，萧子良将这里搞成了一个艺术沙龙，他常常聚集天下才俊来到这里，谈玄言虚，诗文酬和，曲水流觞。在这丝竹悠扬、翰墨飘香的人群里，除了主人萧子良，学界名流范云、沈约，以及后来成为梁武帝的萧衍等七人是这里的常客，时人称他们为“西邸八友”。

行走在文化沙漠之中，举目黄沙漫漫的南齐，有这样一丛鲜嫩的绿意，令人感动。范缜以其儒术备至、尤精三礼的卓越才华，登上鸡笼山，成为西邸座上客，就显得并不奇怪。

但我更愿意相信，他不是自愿而来，而是被怀有举荐哥哥入仕之意的范云拉来的。“性质直，好危言高论，不为士友所安，唯与外弟萧琛善”的范缜，以其秉性，断然不会自己硬头楞脸地加入这个权贵云集的阵营。而西邸文人集团，也对“不为士友所安”的范云并无过多好感，但碍于好友范云的面子，勉强接受了这个性情直亢，论调乖高的家伙。

所以，虽然他来了，但始终走不进这个圈子的友谊核心层面，“西邸八友”名单中没有范缜。于是，也可以进一步理解，发生在梁武帝时的僧佛之辩中，向他发难最力，指责最苛的，恰恰是这些早年与自己优游卒岁、相与款洽的“西邸八友”。

萧子良除了好文事，喜儒雅外，还有个特点，极端好佛。

《南齐书》中说他，“与文惠太子同好释氏，甚相友悌。子良敬信尤笃，数于邸园营斋戒，大集朝臣众僧，至于赋食行水，或躬亲其事。”他可能做得相当出格，当时就引得议论纷纷，“世颇以为失宰相体。”

在西邸，他“招致名僧，讲语佛法，造经呗新声，道俗之盛，江左未有也。”将鸡笼山搞成了一个水陆法场。不光如此，当其父齐武帝缠绵病榻，苟延残喘之际，“诏子良甲仗入延昌殿侍医药”时，崇信佛教的萧子良竟然“启进沙门于殿户前诵经，世祖为感，梦见优昙钵华。子良按佛经宣旨，使御府以铜为华，插御床四角。”

面对此情此景，范缜终于愤然而起，向佛教开火。

起因，就是公元489年刘瓛病重之时，萧子良出于尊敬之心，派此时为尚书殿中郎的范缜，带着一群高鼻深目的和尚走进刘家，“将厨于瓛宅营斋”。

子不语怪力乱神。孔子得病，子路祷于庭，夫子知道后大为生气，说“丘之祷久矣！”深谙儒学的范缜，当然知道这种来自西域纯属旁门左道的“营斋”，严重背离了做为一代儒宗的老师思想，是钟信仰侵犯，更是对一个病重老人的严重打扰。但奄奄一息的老师，不可能像无神论者伏尔泰一样，临终前向床边要求他忏悔的的牧师愤然道：请永远不要给我提到基督！他无法拒绝萧王爷的好意，只能皱着眉头，听人摆布。

事实是，当禁忌与缛节多多的一番佛家“营斋”仪式之后，甚至可能还有的沙门诵经祈福等等烦琐程序之后，老师还是死了。到头来，完全证明这是一场彻头彻尾的空折腾与瞎闹腾。

悲痛中送走老师的范缜，擦把眼泪，决定起而宣战。

（未完待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