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

竹林七贤志气宏放，傲然独得，吟咏肆志，寄言广德，这是他们的共同之处。虽然共同游于竹林，有着相同的个体生命觉醒，共同呼唤着一种充盈的精神质地。但在哲学思考的基点上，向秀与嵇康、阮籍、刘伶却并不一致。

嵇康将王弼、何晏的贵无论思想推至极端，认为一切皆无。为了追求自由无拘的人生，人就要弃绝名教，拥抱自然。所以，他在诗中一遍遍申述：“琴诗自乐，远游可珍，含道独往，弃智遗身。寂乎无累，何求于人？长寄灵岳，怡志养神。”

司马氏假借名教，以孝为旗，却行的是屠戮异己之实。所以，被虚伪起来的名教自然成为嵇康们攻击的靶的。嵇康在《难自然好学论》中对之大加抨击：“《六经》以抑引为主，人性以从欲为欢。抑引则违其愿，从欲则得自然。然则自然之得，不由抑引之《六经》；全性之本，不须犯情之礼律。因知仁义务于礼伪，非养真之要求；廉让生于争夺，非自然之所出也。”

阮籍在《达生论》中对嵇康也做出过类似的呼应：“天地生于自然，万物生于天地，自然者无外，故天地名焉。天地者有内，故万物生焉。”人呢，“人生天地之中，体自然之形”，那么就应该“混乎与万物并行”，“恬于生而静于死，生恬则情不惑，死静则神不离，故能与阴阳化而不易，从天地变而不移。”

然而，在现实社会中，人们被礼法之士所绳，不能求真全性，根本原因就是挂着仁义幌子的名教，这个“天下残贼、乱危、死亡之术”在禁锢人的思想。所以，嵇康认为，欲体自然，全性养真，就要“游心于寂寞，以无为为贵”（嵇康《与山巨源绝交书》。阮籍则说得更狠，更彻底，要人们“以明堂为丙舍，以讽诵为鬼语，以六经为芜秽，以任意为臭腐。”（阮籍《大人先生传》）

如此，不仅将道家的“自然无为”与儒家“纲常名教”彻底对立起来，而且还让儒学面临即将被颠覆、摈弃的空前灾难。

同时，也造成了一代崇尚言虚不实、追求怪异作派的世风。《世说新语·德行》载：“魏末阮籍嗜酒荒放，露头散发，裸袒箕踞。其后贵游子弟阮瞻、王澄、谢鲲、胡毋辅之之徒，皆祖述于籍，谓得大道之本，故去中惯，脱衣服，露丑恶，同禽兽，甚者名之为通，次者名之为达也。”

为此，欧阳修在《晋书·范宁传》中对此提出严厉的批评：“时以浮虚相扇，儒雅日替，宁以为其源始于王弼、何晏，二人之罪深于桀、纣。”

所以，范宁著文指出：“王、何蔑弃典文，不遵礼度，游辞浮说，波荡后生，饰华言以翳实，骋繁文以惑世。缙绅之徒，翻然改辙，洙泗之风，缅焉将坠。遂令仁义幽沦，儒雅蒙尘，礼坏乐崩，中原倾覆。古之所谓言伪而辩、行僻而坚者，其斯人之徒欤！”

清朝的钱大昕却认为范宁指责王弼、何晏并不正确，“游辞浮说，波荡后生”的是阮籍、嵇康，而非王弼、何晏。他说：“方典午之世，士大夫以清谈为经济，以放达为盛德，竞事虚浮，不修方幅，在家则丧纪废，在朝则公务废，而宁为此强以箴砭当世，其意非不甚善，然以咎嵇、阮可，以是罪王、何不可。”

向秀很早也看出了类似的问题。

嵇康撰写《养生论》，提出养生目的就是追求长寿，论证了“修性以保神，安心以全身”、“越名教而任自然”的养身之法，向秀针对此写了一篇《难养生论》提出相反意见，《晋书》称向秀“与康论养生，辞难往复”，原因是“盖欲发康高致”。

其实，从向秀早期的《庄子》注中，就可看到，他与嵇康辩驳，不是一句简单的“盖欲发康高致”所能解释的。

《晋书·向秀传》记：“庄周著内外数十篇，历世才士虽有观者，莫适论其旨统也，秀乃为之隐解，发明奇趣，振起玄风，读之者超然心悟，莫不自足一时也。”“始，秀欲注，嵇康曰：‘此书讵复须注，正是妨人作乐耳！’及成，示康曰：‘殊复胜不？’”

可见向秀庄子注之妙。

向秀的注本，“为之隐解，发明奇趣，振起玄风”，《世说新语·文学》注引《竹林七贤论》写道：“秀为此义，读之者无不超然，若已出尘埃而窥绝具，始了视听之表，有神德玄哲，能遗天下外万物，虽复使动竞之人顾观所徇，皆怅然自有振拔之情矣。”这个“神德玄哲”具体而言就是他明确提出的“儒道为一”思想。

这就是谢灵运在《辩宗论》中所提及的，“昔向子期以儒道为一”。向秀反对“贵无论”的以无为本、有生于无的思想。他在《庄子注》中指出：“吾之生也，非吾之所生，则生自生耳。生生者岂有物哉？故不生也。吾之化也，非物之所化，则化自化耳，化化者岂有物哉？无物也，故不化焉。若使生物者亦生，化物者亦化，则与物俱化，亦何异于物？明夫不生不化者，然后能为生化之本也。”

确立了“有”并非生于“无”，那么就可以论证儒家名教存在的合理性，进而调和名教与自然的关系。

郭象是秉承向秀思想“述而广之”的，《世说新语》甚至认为郭象的庄子注是抄袭向秀的。“初，注庄子者数十家，莫能究其旨要．向秀于旧注外为解义，妙析奇致，大畅玄风．唯《秋水》、《至乐》二篇未竟而秀卒。秀子幼，义遂零落，然犹有别本。郭象者，为人薄行，有俊才，见秀义不传于世，遂窃以为己注。乃自注秋水、至乐二篇，又易马蹄一篇，其余众篇，或定点文句而已。后秀义别本出，故今有向、郭二庄，其义一也。”来看看郭象如何认为。郭象在《逍遥游》篇中注说，“夫大鹏之上九万，尺晏鸟之起榆枋，小大虽差，各任其性，苟当其分，逍遥一也。然物之芸芸同资有待，得其所待，然后逍遥耳。唯圣人与物冥，而循大变，为能无待而常通，岂独自通而已。又从有待者不失其所待，不失则同于大通矣。”

他认为要得到道家的至上境界，逍遥自在，并不能无视儒家伦理，更无需弃世离俗，而必须在世俗中满足自己的性分，在精神之境才能做到“玄同彼我”、“与物相冥”。

可见，在日益走向荒诞怪离之中的竹林玄学大盛时期，正是有向秀的独树一帜，才有了自然与名教并不对立这一思潮，从而为儒学不至走向穷途末路，留下了可贵的一线生机。

沿着这条儒道融汇的河流，魏晋玄学终于结束了自己盛大的烛光晚宴，前方的南北朝儒学已隐隐可见青峰侧立，那将是又一道崭新的风景。

（本文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