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就像被称为药家至宝的牛黄，诞生缘由却是牛的胆囊发生了病变，并最终形成结石。光耀士林的竹林七贤的出现，同样是那个生存世界发生病变的结果。

向秀，字子期，河内怀人，今河南武陟人，生于公元227年，卒于公元272年。

《晋书·向秀传》中说他：“清悟有远识，少为山涛所知，雅好老庄之学。庄周著内外数十篇，历世才士虽有观者，莫适论其旨统也，秀乃为之隐解，发明奇趣，振起玄风，读之者超然心悟，莫不自足一时也。”

在竹林七贤之中，山涛年龄最长，寿命也最长，阮籍大向秀13岁，嵇康大向秀3岁。而那个害死嵇康和吕安的钟会，则比向秀大1岁，属于同年。

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特征，一个年代的人有一个年代人的命运。

在竹林七贤的成长过程中，他们集体亲历了魏晋易权之际的政治风云突变，目睹了司马家族玩弄权术，大搞阴谋，屠戮异己，最终颠覆魏室的全过程。

正始年间，司马懿为麻痹曹爽装疯卖傻，司马师为蓄谋高平陵政变，阴养死士，司马昭弑杀高贵乡公曹髦……这上下其手、阴谋下作的一幕幕政治丑行尽收国人眼底，让人不齿。

司马氏父子一方面高举儒学旗号，标榜名教，鼓吹孝道，一方面极尽卑鄙无耻之能事，肆意滥杀，先后以“浮华谈虚，不由典谟”或“蔑视礼法，不尊名教”为名，对曹魏宗亲及不屑与己同流合污的知识分子群体进行屠戮。

其间，何晏、邓飏、李胜、丁谧、毕轨首先被诛，继之王弼受牵连免职病卒，接着是夏候玄、李丰等一大批咸有声名的正始名士纷纷人头掉地，连累族群。乃至造成了“天下多故，名士少有全者”的惨烈景象。

司马家族在夺取政权中所用手法之阴毒，连其晚辈后代听到后，都深感惊讶，羞愧不已。

《世说新语·尤悔》载，东晋的王导、温峤一同去见晋明帝司马绍。明帝问温峤前世所以得天下之由，温峤未答。王导回答道：“温峤年少未谙，臣为陛下陈之。”王导于是具体详细的讲述了司马懿在创业之始，诛夷名族，宠树同己。以及司马昭时代，灭杀高贵乡公的事情。晋明帝听到后，覆面着床，充满羞愧地说：“若如公言，祚安得长！”

他说得真是太对了。从公元265年司马炎篡位称帝，到公元316年司马业被杀，西晋只历4帝，共计52年，还不及一个中等人的寿数。面对血雨腥风，白色恐怖，那些暂时还活命于世的正直之士，他们会有一种身付刀俎、利刃在喉的朝不保夕恐惧感，同时还有发自内心的对司马家族政治势力的深深厌恶感。

悲愤与抑郁交织，惊惶与绝望并存，看厌了司马家族利用儒教幌子，阴阳两套，上下其手的知识分子群体，于是开始鄙薄儒学，摈弃名教。他们中的大多数选择了逃避现实，走向自然，远离政治的人生之路。

须知，这和有明一代精英层“独抒性灵”的袁宏道一派完全迥异。在明人那里，那是一种优雅生活的余绪，在这里，则是政治高压下的无奈而困惑之举。

这种蔓延的人生取向，进而演化成了知识阶层的一种生存样态——放浪形骸，不拘礼节，崇尚玄虚，服药谈玄。

这个庞大人群的效法楷模，正是竹林里的向秀、嵇康、阮籍们。

（未完待续）

三

但王弼在何晏那里所接受的深情一吻，应该记得。

《史说新语·文学》载：“王弼未弱冠，往见之。晏闻弼名，因条向者胜理，语弼曰：‘此理仆以为极，可得复难不？’弼便作难，一座人便以为屈。于是，弼自为客主数番，皆一座所不及。”

何晏不顾自己为清谈座主的尊名，将自己认为已经是至理的话题，提出来任王弼毫无顾忌地进行反驳。

这边厢是一个少年在秀口吐玉，无遮无拦地责难与反驳，那边厢是一位长者不以为杵，充满赞许地捻须聆听，动情处，还要为少年精彩的辩驳给予热烈的掌声。

这就是何晏作为大师的风度！

这也是王弼作为大师的能量。

《三国志·钟会传》说王弼：“其论道，附会文辞不如何晏，自然有所拔得，多晏也。”这大概是实情。就是说在语言文辞上，弼不如晏，而在自然义理发挥上，晏不如弼。

正是知道自己不如王弼，所以谦逊的何晏对王弼更加推崇。《世说新语·文学》载：“何晏注《老子》未毕，见王弼自说注《老子》旨，何意多所短，不复得作声，但应喏喏。遂不复注，因作《道德论》。”

对一个同行的真心欣赏与钦佩，常常会让本为专家的他感到怅惘。比如宋朝诗人陈渊，毕生喜欢陶渊明诗作，然而，俯仰所见皆陶诗曾吟情景，难于自作，于是发出了“我行田野间，举目辄相遇”的无奈之叹。

但这种无奈之叹，其实有时就是一种高迈人格导致的自谦，比如“眼前有景道不得，崔颢题诗在上头”的李白，谁能说李白要道的景，一定不会比崔颢更壮阔呢？

不独如此，何晏还以吏部尚书的位置，对王弼多所举荐与扶持。“正始中，黄门侍郎累缺。晏既用贾充、裴秀、朱整，又议用弼。时丁谧与晏争衡，致高邑王黎于曹爽，爽用黎。于是以弼补台郎。”

在何晏的大力举荐与努力争取下，王弼总算走上了政宦之途，而且位置显要。但走上政坛的王弼，很快就显现了一个哲学家拙于应对俗世的尴尬。“初除，觐爽，请间，爽为屏左右，而弼与论道，移时无所他及，爽以此嗤之。”

流氓掌权的国度，一定是道德贬值的国度。文盲执政的年代，肯定是文化低贱的年代。朱元璋起兵之时，他注重的是马上取天下，所以当有儒生来向他讲儒道，朱和尚竟然得意地取下对方的儒冠，尿了一帽子，以此表达自己对斯文的践踏。

被老粗曹爽嗤之的王弼，他该为这个政权难过，还是该为自己的哲学伤心？

其实都不必。他耍他的流氓，我搞我的学术，为何非要对立起来呢？“爽专朝政，党与共相进用，弼通俊不治名高。寻黎无几时病亡，爽用王沈代黎，弼遂不得在门下，晏为之叹恨。弼在台既浅，事功亦雅非所长，益不留意焉。”

喜读老庄，以无为本的大师，他不会将他的人生志向定位在一个黄门郎。老子不是这样说过，“天之道，不争而善胜，不言而善应，不招而自来”，胸中蕴藏着无限的他，自然不会在事功上见长，更不会对此留意。

可行则行，可驻则驻，行留在我，了无滞碍，这才是属于王弼的真性情。何晏因王弼不能入黄门而叹恨，虽说出于心爱，反倒显得自家格局小了。

（未完待续）

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