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

应当清楚的是，无论王弼还是何晏，他们援道入儒，主“无”为本，并不是要崇老抑孔，举道灭儒。

恰恰相反，他们这样做的目的，是用道家的本无论，来解决日益危机化的儒学本身，期望儒学在道学襄助下重新振兴。

这缘于儒学面临的严峻挑战，出于现实的迫切需要。

东汉末年，随着大一统汉王朝中央政权的倾圮、坍塌，儒学虽然做为显学仍握有意识形态的主流话语权，但其影响力却早已大打折扣。

一方面，出于现实政治需要，曹操、孔明纷纷推行名法之术，用人选才上讲究“循名责实”，从而，使得“今之学者师商、韩而尚法术，竞以儒家为迂阔，不周世用。”

另一方面，伴随着政治空气的污浊，生存世道的艰难，加之兵燹四起，白骨遍野，士人通经致仕道路阻断，囹圄刀俎之祸随时发生，使得乱世中的人们感到命运无常，生死难料。这也促使知识阶层重新审视生命的意义与价值所在。

由之，人的自我意识空前觉醒，人格个性得到充分张扬。厌烦生存世界，寻求精神超拔的人们，开始崇尚玄虚，心追无境，行尚通脱的道家思想趁虚而入，渐为知识群体广泛接纳，并广为流布。

《老子》在这个时期，受到空前的欢迎就是明证。据杨树达《汉代老学者考》说，此时，不仅信仰老子者日多，而且研究者日众。东汉末研究《老子》的有名可考之人就多达五六十位。

道学的兴盛，儒学的式微，都是不可回避的严峻现实。那么，仅在儒学内部作自我调整显然已经不能解决面临的问题，只有援道入儒，从道家思想中寻找治世之道，凭借道家的形而上分析来改造并拯救儒学。

在这个过程中，荀悦、仲长统公开提出“叛教五经，灭弃风雅”，有了明显的崇道倾向；虞翻在研究《周易》时凭借了道家思想资源；刘劭也曾用《人物志》为代表的糅合儒道，作了援道入儒的早期初步努力；王肃甚至不惜以伪造经典的作法将道学硬性植入儒学，荀粲也积极以道融儒，在学术上注重“言外之意”的发挥……

众口哓哓，话短道长，但始终没有形成一个坚实的学术体系。只有到了王弼这里，儒学的玄学化才以成熟的理论体系呈现在世人面前。

一个时代的思想风潮遂告确立。

还需重复王弼的那句话，“圣人体无，无又不可以训，故不说也。老子是有者也，故恒言无所不足。”

从中可以看出，王弼虽然主张老子本无，将道学理论嫁接于儒学内部，但他仍是宗主孔子，将孔子视在老子之上，仍享惟我独尊的地位。正如《世说新语·文学篇》注引《文章叙录》所说，王弼、何晏的理论立场是“自儒者论，以老子非圣人，绝礼弃学。虽说与圣人同，著论行于世也。”

何晏的《论话集解》与王弼的《周易注》，自唐以后被定为儒家经典的标准注解，并在清朝时被载入《十三经注疏》，也可见其援道入儒的功夫完全是为标正儒学。

所以，来自范宁的批评就显得不明就里了。

《晋书·范宁传》中记录着他的尖锐批评：“时以浮虚相扇，儒雅日替，宁以为其源始于王弼、何晏，二人之罪深于桀、纣。乃著论曰：“……王、何蔑弃典文，不遵礼度，游辞浮说，波荡后生，饰华言以翳实，骋繁文以惑世。缙绅之徒，翻然改辙，洙泗之风，缅焉将坠。遂令仁义幽沦，儒雅蒙尘，礼坏乐崩，中原倾覆。古之所谓言伪而辩、行僻而坚者，其斯人之徒耶！”

培根第一次登上澳大利亚土地，见到遍地自备襁褓蹦跳的袋鼠时，他瞪大了吃惊的眼球，连声说：“天呢，这不可能！”

事实就在那里，你质疑只能说明你认识有欠缺，有什么不可能呢？

（未完待续）

六

王弼的最大贡献，在我看来，却并不在注《老子》倡玄学，而在于对《周易》的划时代性注解。王弼注《易》所开创的，抛却简单的象数，重视内在义理发挥，对此后的中国文化界走向影响巨大。

对《周易》的传统经典注解，向来有“意”、“象”、“言”之说。所谓“言”是指卦象的卦辞和爻辞的解释；“象”是指卦象；“意”是卦象所表达的思想，即义理。

在汉代学术发展史中，研究《易》最有影响的流派，当数孟氏和京房。他们共同的显著特点是，把《易》中的64卦、384爻这些符号，与阴阳五行学相结合，一一付以象数，然后进行复杂多变的排列组合，用象数以占验，预说灾变。由此，解《易》注重象数，即把八卦分别视为天、地、雷、风、水、火、山、泽等象，根据具体卦象，来阐明其间的哲理。《周易》之学渐渐成为一种神秘数术之学，这就是《易传》中所说的“立象以尽意，系辞焉以尽言”。

在王弼之前，荀粲曾对此提出过疑问，“今称立象以尽意，此非通于意外者也；系辞焉以尽言，此非言乎系表也。斯则象外之意，系表之言，固蕴而不出矣。”（见《三国志·荀粲传》）这就是在说，象只是肤浅的表层，它不可能完全表达圣人之意，圣人之旨也不是具体的象可以言明。

发现问题的荀粲，没有接着走下去，他勒马驻足，远观身后，以待来人。

于是，年轻的王弼来了。

王弼鲜明道破：“义苟在健，何必马乎？类苟在顺，何必牛乎？爻苟合顷，何必坤乃为牛？义苟应健，何必乾乃为马？”他对象数之学的牵强附会提出尖锐批评。

他进而指出：“夫象者，出意者也；言者，名象者也。尽意莫若象，尽象莫若言。”因而，在“言”与“象”之间还有“意”的存在，三者的逻辑关系应该为，“意”生“象”，“象”生“言”，言与象皆为意的工具。那么，如果理解了“意”，就不必再执著表层的“言”与“象”，只有忘言象，尔后才能得真意。

“言者所以明象，得象而忘言；象者所以存意，得意而忘象。犹蹄者所以在兔，得兔而忘蹄；筌者所以在鱼，得鱼而忘筌也。是故，存言者，非得象者也。存象者，非得意者也。象生于意而存象焉，则所存者乃非其象也；言生于象而存言焉，则所存者乃非其言也。”因此，王弼认为，只有不执着于“言”，才能得“象”，只有不执着于“象”，才能得“意”。据此，王弼尽扫此前象数之学的方法，而从言与意的思辨理性上重新注释《易经》。他对易经上下篇全部作注，共计六卷，至于《系辞》、《说卦》、《序卦》、《杂卦》，均不下注。以突出“传”之义理，阐发“经”义。

东晋时，韩康伯将王弼故意不加注解的其他部分继续注完，实在有些画蛇添足了。

王弼注《易》，抛弃象数，弃言就意，不仅对易学是一次前所未有的革命，而且直接影响了中国绘画史、中国书法史的走向，甚至给禅宗在中国的兴起都有着思想奠基的至伟之功。陶渊明诗云，“此种有真意，欲辨已忘言”，就是对王弼的遥远致意。

东晋的史学家孙盛曾对王弼注易提出相反意见，他认为：“易之为书，穷神知化，非天下之至精，其孰能与于此？世之注解，殆皆妄也。况弼以傅会之辨而欲笼统玄旨者乎？故其叙浮义则丽辞溢目，造阴阳则妙颐无闻，至于六爻变化，群象所效，日时岁月，五气相推，弼皆摈落，多所不关。虽有可观者焉，恐将泥夫大道。”

撰史，孙先生是良史，能在桓温以杀身灭族威胁中，他依然如实写下桓温第三次北伐前燕时的枋头败绩。但在学术研究上，孙盛可能就不但眼拙，而且乏力得多了。

被誉为“什门四哲”之一的竺道生，早年因独倡“佛无净土”、“善不受报”的骇世之论，在佛学界引发轩然大波，并被僧众逐出建康。后来，随着他全本《涅槃经》译出，证明了他的观点实乃悬契佛旨，人们这才知道，原来错的是自己。

汤用彤就拿他与王弼作过比：“（竺道）生公在佛学之地位，盖与王辅嗣在玄学上之地位颇有相似。”

（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