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

何晏对王弼推崇备至，扶掖有加，其实并不仅仅因为王弼年少才高，与自己思想一致，共倡“以无为本”，而是王弼从理论上解决了何晏长期意欲确立的“自然”与“名教”之间的关系。

何晏认为，“天地以自然运，圣人以自然用。”但圣人为什么是因自然立教，以自然体用，就悬而未决。

直到王弼站出来，通过自己的理论著述，在《老子注》、《周易注》中明确提出，“天地任自然，无为无造，万物自相治理。”“圣人达自然之性，畅万物之情，故因而不为，顺而不施，除其所以迷，去其所以惑，故心不乱而物性自得之也。”

《易·损》曰：“六五，或益之十朋之龟，弗克违元吉。”

王弼对此注云：“以柔居尊，而为损道。江海处下，百谷归之。履尊以损，则或益之矣。阴非先唱，柔非至任。尊以自居，损以守之。故人用其力，事竭其功，智者虑能，明者虑策，弗能违也，则众才之用尽矣。获益而得十朋之龟，足以尽天人之助也。”

《老子》说：“无名天地之始，有名万物之母。”

王弼对之注云：“凡有皆始于无，故未形无名之时，则为万物之始；及其有形有名之时，则长之育之，亭之毒之，为其母也。言道以无形无名始成，万物以始，以成而不知，其所以玄之又玄也。”

《易·复》说：“复，其见天地之心乎！”

王弼对之注曰：“复者，反本之谓也，天地以本为心者也。凡动息则静，静非对动者也；语息则默，默非对语者也。然则天地虽大，富有万物，雷动风行，运化万变，寂然至无，是其本矣。故动息地中，乃天地之心见也。若其以有为心，则异类未获具存矣。”道为无，惟其为无，非事物，故能无不通无不由，有所有，即成事物，事物是此只是此，是彼只能是彼，不能互为异类，所以，“若其以有为心，则异类未获具存矣。”

对于儒家所重之礼，王弼认为“夫喜怒哀乐，民之自然，应感而动，则发乎声歌，所以陈词采谣以知民之风，既见其风，则损益基焉，故因俗立制以达其礼也。”（王弼《论语释疑》）

立足于哲学本位，王弼将老子“有生于无”的宇宙生成论，完美嫁接到包括何晏在内的正始清谈者向来高倡“以无为本”的本体论，给贵无论玄学确立了哲学根基。

但同时，他并不完全同意何晏之说，何晏认为圣人无喜怒哀乐，和庄子所持的“安时而处顺，哀乐不能入也”意见相同。王弼却认为，这不对，“圣人茂于人者，神明也；同于人者，五情也。神明茂，故能体冲和以通无；五情同，故不能无哀乐以应物。”以圣人无累，便说圣人不复应物，那么就“失之多矣”了。

在这里，他将圣人从架空的高高云端接回地面，认为圣人也是人，有着人都有的普遍情感，所以颜回死后，孔子痛苦“天丧予”，但圣人高于常人的地方是，不泥于情感，不为其左右，所谓“圣人之情，应物而无累于物”。

这个观点一经亮明，立刻成为魏晋乃至宋明文人学士自觉追求的理想人格，纷纷心慕神追。比如，嵇康母丧期间，啖酒吃肉而行神哀散，比如张翰在洛阳见秋风之起，因思吴中菰菜鲈鱼，慨然说“使我有身后名，不如即时一杯。”

王弼创立的完整玄学理论体系，不仅完成了由汉代经学向魏晋玄学的划时代转折，更从理论层面为何晏的“本无论”进行了系统论证与确立。由他，明确了儒家纲常名教原来本于自然，人们应该“崇本举末”，“守母存子”，根据自然无为的规则来制定名分，设置名教，而不可以舍本逐末。

如同法拉弟发现了运动中的磁铁可以产生电，但直到麦克斯韦发明了电磁理论，给予其理论上的解释与支持之后，法拉弟才满意地闭上眼睛。

何晏对王弼的欣赏与尊崇，即源自这里。

王弼用其天才哲学家的思维，深文周纳，阐精道广，形成了博大精深的玄学理论体系，深深影响了他同时代的学者。比如刘陶，“淮南人刘陶善论纵横，为当时所推。每与弼语，常屈弼。”还比如钟会，“弼与钟会善，会论议以校练为家，然每服弼之高致。”还比如太原王济，“济好谈，病老、庄，常云：‘见弼易注，所悟者多。’”

还有更让人称奇的。《晋书·陆云传》称陆云本不懂玄学，与王弼一次极偶然的夜谈之后，自此“谈老殊进”。“初，云尝行，逗宿故人家，夜暗迷路，莫知所从。忽望草中有火光，于是趣之。至一家，便寄宿，见一年少，美风姿，共谈老子，辞致深远。向晓辞去，行十许里，至故人家，云此数十里中无人居，云意始悟。却寻昨宿处，乃王弼冢。云本无玄学，自此谈老殊进。”王弼开创的玄学一脉，在其身后更是大放异彩。到南朝宋时，国学颓废，未暇修复，宋明帝置总明观，在其中开设儒、玄、文、史四科，将玄学、文学、史学第一次纳入了国家教育的课程之中。此时，所谓的玄学，就是经王弼所注的《老子》、《庄子》、《周易》集体统称的三玄。

（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