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很可喜，王弼就是这样的人。

可能是基于与何晏同样的原因，陈寿没有为王弼单独列传，只是在《三国志·钟会传》后将王弼一笔代过。还是不辞辛劳的裴松之先生，通过他的注，才让后人在何劭所写的《王弼传》里，对大师有了更多的打量。

“弼幼而察慧，年十馀，好老氏，通辩能言。”幼喜老子，不让人奇怪；能言善辩，也不让人感觉多吃惊；令人惊奇的是，“时裴徽为吏部郎，弼未弱冠，往造焉。徽一见而异之，问弼曰：‘夫无者诚万物之所资也，然圣人莫肯致言，而老子申之无已者何？’弼曰：‘圣人体无，无又不可以训，故不说也。老子是有者也，故恒言无所不足。’”

这个场景与上文提到的另一个历史场景酷肖极了。

那次，是王弼继祖父少年王粲去拜见左中郎将蔡邕，蔡先生也见而奇之。之间没有对话，直接就下夸赞，“此王公孙也，有异才，吾不如也。”更当场慨而慷之地表示要举行捐书活动，“吾家书籍文章，尽当与之。”

蔡邕的欣赏，当然有着此前对这个少年过多耳闻而产生的由欣赏，但更多的却是出于对门阀族阅的认可，还有就是一个长者对一个晚辈的赏识，他说“吾不如也”，其中戏谑与客气的成分都很大。

这次，是少年王弼造访吏部郎裴徽，被访者也见而异之，但裴先生没有居高临下，以长辈姿态夸赞王弼。而是将对方当作与自己等量级的学者，直接进入学术探讨层面，而且话题颇为尖锐。

你不是喜欢祖述老子，整天说天地万物皆以“无”为本吗？那好，如果“无”确实是万物的根本，那为什么作为圣人的孔子，从不肯对“无”加以解释，倒是老子对“无”喋喋不休，解释个不停，这是为什么呢？

王弼的回答是：正因为“无”是根本，凡有皆始于“无”，所以只有圣人能体察“无”，“无”至大至广，不可诉诸语言，所以孔子不说。老子的层次低一些，他还属于“有”，所以一直说“无”，生怕说不周详。

问者以反问方式单刀直入，刿切要害。其言下之意是，你坚持老子理论，将无认为根本，圣人从来不言无，那么，你岂非在颠覆圣人？

答者平心静气，娓娓道来，既坚守本无论为根本，又举孔子于老子之上，使反问应声而平。这其中，不单单显出答者的睿智，语言上的机锋，更可看出他理论造诣的深厚，还可看出他创玄学理论的缜密与完善。

裴徽怎样吊着下巴，长时间惊愕在那里，自是不必赘笔描述。

看看正处风口浪尖，领导正始清谈新潮流，为“诸生宗之”的何晏先生的反应吧。“于时，何晏为吏部尚书，甚奇弼，叹之曰：‘仲尼称，后生可畏，若斯人者，可与言天人之际乎！”

这就不是一个大师在赞叹一个少年英俊了，而是一座山峰对另一座山峰的致意。

要知道，此时的何晏年长位尊，在泰和清谈中已经名声卓著，领袖士林，“何晏为吏部尚书，有位望，时谈客盈座。”裴徽就衷心臣服地说，“数与平叔共说老庄及易，常觉其辞妙于理，不能折之。又时人吸习，皆归服之焉。”而此时刚刚出道的王弼，却只是一个比何晏小三十多岁的弱冠少年！

世界音乐史上，12岁的李斯特第一次在贝多芬面前演奏，即用其精湛演技让大师震惊，贝多芬在音乐会结束时说：“这孩子将以自己的音乐震撼世界。”并在其额头深深一吻。在李斯特漫长的一生中，对于他那些出色的弟子，李斯特也总用贝多芬的方式来奖励他们，他曾对冯·萨尔说：“好好照料这一吻，它来自贝多芬。”

王弼青春早逝，历史不允许晚辈青年能见到暮年时的他，像早年被何晏欣赏并力举那样，来对待更年轻的晚辈学者。

（未完待续）

三

但王弼在何晏那里所接受的深情一吻，应该记得。

《史说新语·文学》载：“王弼未弱冠，往见之。晏闻弼名，因条向者胜理，语弼曰：‘此理仆以为极，可得复难不？’弼便作难，一座人便以为屈。于是，弼自为客主数番，皆一座所不及。”

何晏不顾自己为清谈座主的尊名，将自己认为已经是至理的话题，提出来任王弼毫无顾忌地进行反驳。

这边厢是一个少年在秀口吐玉，无遮无拦地责难与反驳，那边厢是一位长者不以为杵，充满赞许地捻须聆听，动情处，还要为少年精彩的辩驳给予热烈的掌声。

这就是何晏作为大师的风度！

这也是王弼作为大师的能量。

《三国志·钟会传》说王弼：“其论道，附会文辞不如何晏，自然有所拔得，多晏也。”这大概是实情。就是说在语言文辞上，弼不如晏，而在自然义理发挥上，晏不如弼。

正是知道自己不如王弼，所以谦逊的何晏对王弼更加推崇。《世说新语·文学》载：“何晏注《老子》未毕，见王弼自说注《老子》旨，何意多所短，不复得作声，但应喏喏。遂不复注，因作《道德论》。”

对一个同行的真心欣赏与钦佩，常常会让本为专家的他感到怅惘。比如宋朝诗人陈渊，毕生喜欢陶渊明诗作，然而，俯仰所见皆陶诗曾吟情景，难于自作，于是发出了“我行田野间，举目辄相遇”的无奈之叹。

但这种无奈之叹，其实有时就是一种高迈人格导致的自谦，比如“眼前有景道不得，崔颢题诗在上头”的李白，谁能说李白要道的景，一定不会比崔颢更壮阔呢？

不独如此，何晏还以吏部尚书的位置，对王弼多所举荐与扶持。“正始中，黄门侍郎累缺。晏既用贾充、裴秀、朱整，又议用弼。时丁谧与晏争衡，致高邑王黎于曹爽，爽用黎。于是以弼补台郎。”

在何晏的大力举荐与努力争取下，王弼总算走上了政宦之途，而且位置显要。但走上政坛的王弼，很快就显现了一个哲学家拙于应对俗世的尴尬。“初除，觐爽，请间，爽为屏左右，而弼与论道，移时无所他及，爽以此嗤之。”

流氓掌权的国度，一定是道德贬值的国度。文盲执政的年代，肯定是文化低贱的年代。朱元璋起兵之时，他注重的是马上取天下，所以当有儒生来向他讲儒道，朱和尚竟然得意地取下对方的儒冠，尿了一帽子，以此表达自己对斯文的践踏。

被老粗曹爽嗤之的王弼，他该为这个政权难过，还是该为自己的哲学伤心？

其实都不必。他耍他的流氓，我搞我的学术，为何非要对立起来呢？“爽专朝政，党与共相进用，弼通俊不治名高。寻黎无几时病亡，爽用王沈代黎，弼遂不得在门下，晏为之叹恨。弼在台既浅，事功亦雅非所长，益不留意焉。”

喜读老庄，以无为本的大师，他不会将他的人生志向定位在一个黄门郎。老子不是这样说过，“天之道，不争而善胜，不言而善应，不招而自来”，胸中蕴藏着无限的他，自然不会在事功上见长，更不会对此留意。

可行则行，可驻则驻，行留在我，了无滞碍，这才是属于王弼的真性情。何晏因王弼不能入黄门而叹恨，虽说出于心爱，反倒显得自家格局小了。

(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