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

一切得从何晏为何被杀谈起。

表面现象是，何晏为曹操养子，且为曹氏女婿，司马懿要诛灭曹氏集团，瓜抄蔓连下，何晏自然难以幸免。

但这解释不了何晏死后，被大肆诬蔑与陷害的原因。因为相对于曹爽，其亲弟弟曹羲比何晏有着更为亲近的血缘关系，邓飏、李胜、丁谧、毕轨，也有着更为鲜明的政治拥戴立场。但他们虽然在高平陵政变中被诛灭三族，却没有像何晏这样死后的被歪曲遭遇。

而且，夏候玄也为曹氏姻亲，却并没在此变故中丧命。

事实上，曹氏喜刑法，何晏则好儒术，在好儒重礼的司马懿眼中，恪守儒道、博通儒籍的何晏，不但被相当认可，甚至还有着格外的敬重之意。

比如何晏的《论语集解》，虽署名是何晏，却是集体编纂。其创作队伍十分有趣，《晋书·郑冲传》说：“初，冲与孙邕、曹羲、荀颉、何晏共集《论语》诸家训注之善者，记其姓名，因从其义，有不妥者辄改易之，名曰《论语集解》。成，奏之魏朝，于今传焉。”这就是后来被列入《十三经注疏》中的何晏《论语集解》。在这个创作阵营中，郑冲和苟颉就属于司马集团。说明在儒家伦理问题认识上，何晏与司马懿共同而一致。

此外，司马懿还选择何晏注述《孝经》，王肃《孝经传》开篇即有司马宣王之奏，说“奉诏令诸儒注述《孝经》”。可见，何晏参与注《孝经》完全出于司马懿的提议。如果不是出于学问与人格上的认可，司马懿断然不会如此做。

那司马懿为何在最后要断然杀掉他向来所敬重，并自外于曹氏集团的何晏呢？

如果不是司马懿，那凶手又是谁？

问题就在这里。

先请看《晋书·景帝纪》中高平陵政变前的一段记载：“宣帝（司马懿）之将诛曹爽，深谋秘策，独与帝（司马师）潜画，文帝（司马昭）弗之知也，将发，夕乃告之。既而使人觇之，帝寝如常，而文帝不能安席。晨会兵司马门，镇静内外，置阵甚整。宣帝曰：‘此子竟可也。’初，帝阴养死士三千，散在人间，至是一朝而集，众莫知所出也。事平，以功封长平乡侯。”

为封锁消息，司马懿甚至连司马昭都不让知道政变之事，独与司马师密谋筹划。史称司马师“沈毅多大略”，到什么地步呢？“初，帝目有瘤疾，使医割之。鸯之来攻也，惊而目出。惧六军之恐，蒙之以被，痛甚，啮被败而左右莫知焉。”政变之前，司马师私养死士，“散在人间，至是一朝而集，众莫知所出。”政变前夕，更是稳操胜算，“帝寝如常”。

高平陵政变貌似是司马懿在摇旗指挥，实则是司马师在暗中操作。每一个步骤，都在他详尽的事先策划之下。

这中间就包括杀掉何晏。

阴险之人如同一池深不可测的水，会淹死人的。还记得何晏说过的那句颇为狂放的话吗？“唯深也，故能通天下之志，夏侯泰初是也；唯几也，故能成天下之务，司马子元是也；惟神也，不疾而速，不行而至，吾闻其语，未见其人。”

在这句话中，何晏将司马师说成“能成天下之务”的惟几也者，把自己比作“未见其人”的惟神也者。在何晏眼里，司马师仅能洞察隐微，以成天下之务，听在心高气傲的司马师耳中会有什么结果？

这就是在拂虎须，披逆鳞了。

（未完待续）

在一个极为阴毒峻厉，同时又极为自傲自负的人那里，这无疑是天大的冒犯。他一旦握有生杀大权，那么对方不然罪不可赦。

隋旸帝杨广曾写了一首颇为自赏的《东宫春》，里面有“洛阳城边朝日晖，天渊池前春燕归”，自认为是绝妙之句。同时代诗人薛道衡也有首关于春燕的诗作《昔昔盐》，里面有句“空梁落燕泥”，被时人认为是千古名句。就为此，恼羞成怒的杨广将对方赐死。薛道衡死后，杨广边翻看《昔昔盐》，边不无讥讽地说：薛道衡啊，薛道衡，如今你还能吟空梁落燕泥否？

因才遭嫉，进而见杀，代不绝人。遇到司马师，那只能是嘴大失口的何晏的大不幸。

其实，何晏的心中也早就有了不详预感。

《世说新语·规箴》载：“何晏、邓飓令管辂作卦，云：‘不知位至三公不?’卦成，辂称引古义，深以戒之。飏曰：‘此老生之常谈。’晏曰：‘知几其神乎!古人以为难。交疏吐诚，今人以为难。今君一面尽二难之道，可谓明德惟馨。”

对此，刘孝标注引《名士传》解释道：“是时，曹爽辅政，识者虑有危机。晏有重名，与魏姻戚，内虽怀忧，而无复返也。”他同时说，何晏“盖因辂言，惧而赋诗。”因算卦而害怕的何晏为此写下了一首《托志》：

鸿鹄比翼游，群飞戏太清；

常恐夭网罗，忧祸一旦并。

岂若集五湖，顺流唼浮萍；

逍遥放志意，何为怵惕惊？

触摸诗中的心境，可以看到诗人惊惧的目光，司马氏所张的网罗已经罩下，诗人旦夕怵惕，而那把屠刀，也正贯着隐隐风声向他颈项挥来。

高平陵政变中未被杀头的夏候玄，在司马懿死后说了一段话，也大可看出司马师的必置人死地歹毒用心。《三国志·夏侯玄传》注引《魏氏春秋》说：“太傅（司马懿）薨，许允谓玄曰：‘无复忧矣。’玄叹曰：‘士宗，卿何不见事乎！此人（司马懿）犹能以通家年少遇我，子元（司马师）、子上（司马昭）不吾容也！”

夏候玄知道司马师、司马昭比其父更阴狠，所以他说，尚可以与司马懿款接，但绝不可能见容于司马师的。

那么，何晏的被杀原因便昭然若揭了。

忠于史实的陈寿与欧阳修们，在其各自所撰《三国志》和《晋书》时，显然发现了《魏书》之中关于何晏的过多违实荒谬之处，因而在各自的笔下，都没有为何晏作传。但陈寿还是未加仔细分析地少量引用了《魏书》中有关何晏的所记，所以造成他的《三国志》中有关何晏的史实前后相悖，舛误矛盾频出。

但也正因此，才有了今天可以还原大师的可能。

欧阳修诗云：“惟彼不可朽，名声文行然。谗诬不须辨，亦止百年间。”这是文人无奈中的宽心话。背负在何晏身上的黑锅已然1800年了，但直到今天已然没有被卸去。

众口铄金，沉冤似海，被侮辱与被损害的大师，可会像陀思妥耶夫斯基笔下的娜达莎一样幽怨地发问：

——难道，这个世界真的就永远没有光明了吗？

（本文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