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何晏领衔下蔚然风行的“正始之音”，说白了就是四个字，援道入儒。

在儒家的基本概念与原初框架下，援引道家的“贵无论”思想，来重新解构儒家经典，使伴随西汉王统不再而儒道沦落的儒家精神，在道学四起的现实社会中得以重新彰显。

此前，王肃曾鉴于儒家文化的深刻危机，在思想体系重建方面作出了自己的无意努力，但他因假托圣口，伪造原典，像不良商家那样偷偷搀杂使假的手段，却过于恶劣，不仅没起到他意欲达到的目的，反而使得“王学兴，经学灭”。

何晏没有这样做。

他引进《老》《庄》，用“以无为本”思想去诠释儒学，并非是另立新说，而是仍体尊孔子，借道助儒，对儒学进行玄学化的改造。

他强调，无，不但是化生万物的根本，同时也是认识世界和待人接物的根本。“有之为有，恃无以生，事而为事，由无以成。夫道之而无语，名之而无名，视之而无形，听之而无声，则道之全焉。故能昭音响而出气物，包形神而章光影。玄以之黑，素以之白，矩以之方，规以之圆。圆方得形，而此无形，白黑得名，而此无名也。”“夫道者，惟无所有者也。自天地以来，皆有所有矣。然犹谓之道者，以其能复用无所有也。故虽处有名之域，而没其无名之象，由以在阳之远体，而忘其自有阴之远类也。”

正如纪昀在《四库全书总目》中所说，何晏是“乘其敝而攻之，遂能排击汉儒，自标新学。”但客观上，何晏倡导以道家的虚无为本，以儒家的仁义礼乐为末，主张圣人体无，将无为看作儒家最高的理想人格，很容易导致重道轻儒，乃至取道废儒的可怕结局。

更何况，在正始年间，何晏是以朝廷大佬兼民间学宗的双重身份，活跃于历史舞台，而且“谈客盈坐，天下谈士多宗尚之”

如此，他受到卫道的儒学家攻击，自然就情在理中。

东晋的范宁就对何晏大加挞伐，认为何晏有败坏纲常，仁义沦丧，使得儒教摈弃之危，“蔑弃典文，不遵礼度，游辞浮说，波荡后生，饰华言以翳实，骋繁文以惑世。缙绅之徒，翻然改辙，洙泗之风，缅焉将坠。遂令仁义幽沦，儒雅蒙尘，礼坏乐崩，中原倾覆。古之所谓言伪而辩、行僻而坚者，其斯人之徒软！”

其实，范先生头巾气重了。何晏虽然以无为本，援道入儒，但他并非以道否儒，以道灭儒，而是以道救儒，借道助儒。

因为何晏本人并非如范宁所说的那样，“蔑弃典文，不遵礼度”。

原因之一，来自《昭明文选》卷十一所收录的何晏所写的《景福殿赋》。

李善为此赋作注说：“《典略》曰：何晏，字平叔，南阳人也。尚金乡公主，有奇才，颇有材能，美容貌。魏明帝将东巡，恐夏热，故许昌作殿，名曰景福。既成，命人赋之，平叔遂有此作。”

何晏在此赋里，极尽赋体特有的于颂扬之中尽讽谏劝诫特点，于赋尾写道：“然而圣上犹孜孜靡忒，求天下之所以自悟。招忠正之士，开公直之路，想周公之昔戒，慕咎繇之典谟。除无用之官，省生事之故，绝流遁之繁礼，反民情于太素。”有此赋可以看出，他不仅不蔑弃典文，不遵礼度，而且积极劝告明帝遵礼循度。

原因之二，是何晏为尚书时，曾上书魏明帝，谏喻明帝持己以正，远离佞人。

因此，清人钱大昕在《何晏论》中就为何晏鸣过不平：“昔范宁之论王辅嗣、何叔平也，以为二人之罪深于桀纣，《晋书》既载其文，又以‘祟儒抑俗’称之。乌呼！宁之论过矣，史家称之，抑又过矣。”

钱大昕认为，“方典午之世，士大夫以清谈为经济，以放达为盛德，竞事虚浮，不修方幅，在家则丧纪废，在朝则公务废，而宁为此强以箴砭当世，其意非不甚善，然以咎嵇、阮可，以是罪王、何不可。”

他的理论根据是，史书中有载，何平叔为尚书时曾上奏明帝：“善为国者，必先治其身；治其身者，慎其所习，所习正则其身正。是故人君所与游，必择正人，所观览，必察正象，放郑声而不听，远佞人而弗近。可自今以后，御幸式乾殿及游豫后园，皆大臣侍从，因从容戏宴，兼省文书，询谍政事，讲论经义，为后世法。”这样的一个教主上谨慎言行，端正思想的人，怎么会是蔑弃典文，不遵礼度呢？

所以，他反问：“尝读其疏，以为有大儒之风，使魏主能用斯言，可以长守位而无迁废之祸，此岂徒尚清谈者能知之而能言之者乎？”

问得很给力。

(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