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

身处儒学被围困之时，出于对儒家经学沉沦的考虑，王肃以高度的个人文化自觉，希望通过一己之力，挽救颓势，以道援儒，通过改造儒学，使得儒家学说重居显要学术地位。

这无疑是积极的。

但他不惜伪造经典，生硬借搬道家学说，更假借圣人之口予以理论上的支撑，却对儒学带来了莫大的伤害。道家无为思想的注入，不但无助于儒学的振兴，而且给玄风顿起的东汉末年学界起到了扬帆添力的作用。不仅没有使儒家经学再现昔日荣光，反而于不自觉间成为两汉经学的送终人。

由此，他也走向了自己最初意欲抵达的相反方向，而且越走越远。

有心栽花花不开，无意插柳柳成荫。

他的无为而治思想下，派生的“故能有天下者，必无以天下为者也；能有名誉者，必无以名誉者也。达此，则其利心外矣”“人之可使，以有欲也。故欲多者，其所得用亦多；欲少者，其所得用亦少矣”等等论断，因深深符合了正暗自积攒力量，向曹魏王权虎视眈眈，寻找机会图谋不轨的司马集团的现实政治需要，使得王肃所注群经深受司马氏欢迎，并被立为官学，在当时意识形态领域有着巨大的影响。

公元256年，魏甘露元年，司马昭此时已全面操控曹魏军政大权，高贵乡公曹髦徒有天子虚名。

16岁的曹髦有着极好的学问，他到太学与诸儒探讨经义，当谈到《尚书·尧典》时，帝问曰：“郑玄曰‘稽古同天，言尧同于天也。’王肃云‘尧顺考古道而行之’。三义不同，何者为是？”博士庾峻对曰：“先儒所执，各有乖异，臣不足以定之。然洪范称‘三人占，从二人之言’。贾、马及肃皆以为‘顺考古道’。以洪范言之，肃义为长。”帝曰：“仲尼言‘唯天为大，唯尧则之’。尧之大美，在乎则天，顺考古道，非其至也。今发篇开义以明圣德，而舍其大，更称其细，岂作者之意邪？”峻对曰：“臣奉遵师说，未喻大义，至于折中，裁之圣思。”

主张郑玄之学的曹髦，认为尧是效法天，不应该是王肃所说的尧顺考古道而行之，但博士庾峻却坚持说“肃义为长”。当曹髦又用孔子“唯天为大，唯尧则之”来反驳时，张口结舌的庾峻虽知理屈，但仍然“奉遵师说”。

从中不难看出王肃学说的影响力在当时是何等之大。当然，更可以通过对经典的解释不同，看到帝王与儒生之间在意识形态上存在的巨大差异。这种差别就是帝王仍然在强调“天命”，天命不可违，要大家顺天之意；而儒生却接受了王肃的思想，“顺考古道而行之”，要效法前世的样子。

这中间隐藏的潜台词是：前世的汉献帝将汉家王权禅让给了曹丕，那么主张效法前世的王肃，其实已经为司马家族从曹魏集团手中接受政权，在理论上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果然，司马家族通过三代四个人的不懈努力，于公元265年，司马炎效法当初的曹丕，一番假得不能再假的推让之后，志得意满地受禅，改国号为晋。

王学受到重视，并被立为官学，从本质说，不是儒学的胜利，而是司马氏看到恰合己用，为自己将来篡位扫清人们观念障碍的工具。

在敦煌莫高窟的第96窟，至今有一尊高达33米的弥勒佛像，慈海永航，法相庄严。塑像背后，却隐藏着一个历史故事：

自唐高宗以后，武则天实际上已掌握朝廷大权，并于683年临朝称制，中宗以后的几个君主全为呼气傀儡，但她迫切希望自己登上女皇宝座，只是苦于传统的男尊女卑思想的阻挠。

薛怀义投其所好，及时献上《大云经》，经里记载女主统治国家，最后成佛。于是，一部《大云经》打破了封建正统观念和世俗男尊女卑思想，为她取得帝位的合法性制造了必备的舆论。公元690年武则天称帝，上台后即敕令两京（长安、洛阳）、各州兴建大云寺，专塑弥勒，并总遣千名僧人到各地讲解《大云经》。

公元256年，王肃病逝。

死后，他被司马昭授意下的朝廷追赠荣誉称号：卫将军，谥景侯。个中原因，大概正如武则天塑弥勒是一样处于卖力之后的赏赐。

一方面是儒学的捍卫者，另一方面是儒学的掘墓人，他以双重扮相，在儒学发展史中留下了自己硕大而变形的身影。

也许，就像他以儒宗自认，却偏偏生下了个不学无术，只知与石崇斗富炫奢的儿子王恺一样，都是一万个想不到。

（本文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