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
如果说王朗委身事吴，大节有亏，但他在最初还有“自以身为汉吏，宜保城邑，遂举兵与策战”的起而迎敌，报效汉室姿态，最后是在孙策强大武力镇压下，为求全而失节。
王肃就不同了，从曹操到曹丕、曹睿，曹氏政权始终对王家父子厚爱有加，尤其是曹睿，对王肃格外重用。明帝太和年间，他更是担任散骑常侍，参与内廷机要，并兼领秘书监、崇文观祭酒，为曹魏政权之中负责文化意识形态方面的重要人物。
但后来，王肃却果断站立于推翻曹魏政权的司马阵营中，并为之推波助澜，摇旗呐喊。从这点看，王肃的人品实在比乃父更等而下之。
投身于司马集团之名士多为丧失道义、见利忘义之辈，向来被人诟病。房玄龄著《晋书》时，就痛斥贾充“无公方之操，不能正身率下，专以谄媚取容”，荀恺则是“无质直之操，唯阿意苟合于荀勖、贾充之间”。王夫之在《读通鉴论》里，对投身司马集团的士人挨个点名，逐一批评，对之不屑之极：“贾充、任恺、冯勖、荀忱、何曾、石苞、王恺、石崇、潘岳之流，皆寡廉鲜耻贪冒骄奢之鄙夫。”
很奇怪，怒气冲冲的他们俩，都没直接骂王肃。
陈寿评价王肃，“王肃亮直多闻，能析薪哉！”大名士刘寔说王肃，“方于事上而好下佞己，此一反也。性嗜荣贵而不求苟合，此二反也。吝惜财物而治身不秽，此三反也。”也均没有对王肃的人品给予鞭挞。也许，是王肃死于公元256年，而此时的司马师还没有篡魏，他虽为晋党，未为晋臣的缘由吧。
但我想，更深层的原因或许在于王肃当时在知识界的巨大贡献与崇高声望。
多年烽火蔽日，战乱频仍，造成了经学式微，典籍散落，学术大范围荒芜。《三国志·魏志·明帝纪》中魏明帝就说，“兵乱以来，经学废绝，后生进取，不由典谟，岂训导未洽，将进用者不以德显乎？”统治者从自己的立场上已经为儒学失继表示了深切的担忧，以为往圣继绝学，替万世开太平为己任的儒家经师们，其焦灼不安心态更可想见。
王肃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站了出来。
可能与自己主管意识形态的本体角色有关，他认为要治理国家，就不能离开儒学经典作为支撑力量。所以，面对日见衰微的经学，他一方面兼融众家，一方面力排成说，先后为《尚书》、《诗经》、《论语》、《三礼》、《左传》等经典作注。
《三国志·魏书·王肃传》说：“初，肃善贾、马之学，而不好郑氏。采会同异，为《尚书》、《诗》、《论语》、《三礼》、《左氏》解，及撰定父朗所作《易传》，皆列于学官，其所论驳朝廷典制、郊祀、宗庙、丧纪、轻重，凡百余篇。时乐安孙叔然，受学郑玄之门，人称东州大儒。征为秘书监，不就。肃集《圣证论》以讥其短玄，叔然驳而释之，及作《周易》、《春秋例》、《毛诗》、《礼记》、《春秋三传》、《国语》、《尔雅》诸注，又注书十余篇。”
而从《玉函山房辑佚书》中所辑的他的十五种二十一卷著作来看，王肃可谓著述浩繁，是继郑玄之后又一位遍注群经的大家。
最重要的是，王肃所注众经全部被列入官学。学界浅薄者流向来以为，这是由于王肃沾了女婿的光，是位高权重、不可一世的司马昭作用使然。
其实，恰恰相反，是王肃的学说迎合并满足了司马集团的现实政治斗争需要。这就像冯友兰的哲学史自延安时期就独霸大陆学界天空，让跑到台湾的傅斯年等学人对之大摇其头。
学术明星有时和娱乐明星没有本质上的区别，谁最为耀眼，谁最蹿红，靠得不是闪光灯下的本人实力，而是他背后的拥趸究竟是谁。
（待续）
五
王肃学说的全部使命似乎只有一个，那就是反驳郑玄。
他在《孔子家语序》中说：“郑玄学行五十载矣。自肃成童，始志于学，而学郑氏学矣。然寻文责实，考其上下义理，不安违错者多，是以夺而易之。然世未明真款情，而谓其苟驳前师以见异于人。乃概然而叹曰，予岂好辩哉！予不得已也！圣人之门方壅不通，孔氏之路枳棘充焉，岂不得开而辟之哉?若无山之者，亦非予之罪也!是以撰经礼，申明其义；及胡论制度，皆据所见而言。”
圣人之门方壅不通，孔氏之路枳棘充焉，为疏通壅塞，清理枳棘，所以我来了。
郑玄打破今古文经界限，遍注群经的同时，因兼取众本，确实存在错乱今文经典家法与师法，而且时有抵牾之处，存在曲解圣意之嫌。王肃捋袖而出，重塑经典的方法，仍是前辈儒之大者们常用的手法，即搬出原典，从源头上厘清前辈所说之误。
但问题是，王肃过于热衷反驳郑玄，甚至到了为反驳而反驳的地步。
比如《礼记·檀弓上》中说：“孔子少孤，不知其（他父亲）墓。”郑玄对此注解为，“孔子之父郰叔梁纥与颜氏之女徵在野合而生孔子，徵在耻焉，不告。”这本是句无关痛痒的平常陈述之句，王肃却硬是说“无此事，注记者谬。”他认为：“圣人而不知其父死与生，生不求养，死不奉祭，斯不然矣。”这就将一件简单的生活琐事上升到道德层面进行讨论。
还比如《礼记·祭义》中有“文王之祭也，事死者如事生，思死者如不欲生。忌日必哀，称讳如见亲，祀之忠也。如见亲之所爱，如欲色然，其文王与？”郑玄注解为，“思死者如不欲生，言思亲之深也。如欲色者，以时人于色厚假以喻之。”王肃对此气愤地指责说：“如欲见父母之颜色，郑何得比父母于女色?”这就有点泛道德化的上纲上线味道了。
郑玄之学汇今古经文于一体，杂取各家之长，时常会用今文观点解释古文，或以古文观点注解今文，不免使得本就彼此存在观点差异的今古经典，在其注下，前后多有矛盾，时时存在抵牾。
王肃反驳郑玄，正该拿起当年郑玄反驳何休所用的利器，如何休所说的“入吾室，操吾戈，以伐吾”，以今文观点攻郑氏今文注解之误，以古文观点击郑氏古文阐释之偏，使得丝线分离，各归其正才对。
但王肃却走错了路子，正如皮锡瑞在《经学历史》中说：“肃尝习今文，而又治贾、马古文学。故其驳郑，或以今文说驳郑之古文，或以古文说驳郑之今文，不知汉学重在颛门，郑君杂糅今古，近人议其败坏家法，肃欲攻郑，正宜分别家法，各还其旧，而辨郑之非，则汉学复明，郑学自废矣。乃肃不惟不知分别，反效郑君而尤甚焉。”
这很尴尬，王肃反驳郑玄，却使得郑玄之学更为大倡。
那么，圣人之门，只能更加“方壅不通”，孔氏之路，也只有更为“枳棘充焉”。
但不能据此完全否定王肃的学术价值。清代的马国翰在所辑《论语王氏义说》序文中公允地说：“肃好攻驳康成，往往强词求胜，前儒多非之。然其说如管仲不死纠难，以为君臣之义，未正成实有特识。乃知古人拔帜自树一垒以与往哲决敌者，夫岂漫无挟持哉？”
(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