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

做为一个自视清高、出淤泥不染的高士，他会更在乎周围之人对他的品评，也对此更为敏感，更为焦灼。

《后汉书·吴祐传》中从另一角度也记述了此事：“祐在胶东九年，迁齐相，大将军梁冀表为长史。及冀诬奏太尉李固，佑闻而请见，与冀争之，不听。时扶风马融在坐，为冀章草，祐因谓融曰：‘李公之罪，成于卿手。李公即诛，卿何面目见天下之人乎？’”

一个方正之士因己为虎作伥，诬蔑另一位正直之人，挺身而出，并当面愤然指责，“卿何面目见天下之人乎？”

当这句充满鄙夷的话重重砸来时，不光是颜面赧然，虚汗发背，被谴责的良心将永远形成一个空空的黑洞，布满污迹，不能擦拭，不能修复，也不得泅渡。

1000年后的苏轼，在其《马融石室》诗中仍然讥刺：

未应将军聘，初従季直游。

绛纱生不识，苍石尚能留。

岂害依梁冀，何须困李侯。

吾诗慎勿刻，猿鹤为君羞。

想必，在当事人马融心中，也早已有了被后人讥讽为猿猴的预想。带着这个永远无法洗刷，也永远无法自我原谅的人生污点，马融渐渐走向他的暮年。

1600年后的清朝，一位叫钱谦益的文人，也怀着同样悔恨难当的沉重心理，走向自己的人生尾生。

陶情山水，醉心酒色的文人名士生活，养成了钱谦益胆小懦弱的性格，在历史动荡之际，他没有保全自己的声名节操，屈身降清。但良知又让他为此背负起沉重的十字架，后半生虽然不惜余力地为明室复兴奔波筹划，以此来安慰自己痛苦不堪的灵魂，但降清的历史污痕，却始终让他愁闷不堪，悔恨不迭。

在他80寿辰将临之即，族人和门生准备大办寿筵为他祝寿，他却写下一则公启，昭明心迹：

夫有颂必有骂，有祝必有咒，此相待而成也。有因颂而招骂，因祝而招咒，此相因而假也。今吾抚前鞭后，重自循省，求其可颂者而无也。少窃虚誉，长尘华贯，荣进败名，艰危苛免。无一事可及生人，无一言可书册府，濒死不死，偷生得生，此天地间之不祥人。

一个声名卓著的80岁老人，却用公开信的形式将自己认定得如此不堪，可见其惜自身羽毛被污而无法漂清之后的无比心痛。

也许，正是带着钱谦益这样自悔、自省、自责，并希冀用行改过、以身自新的复杂心理，马融才在不久之后就忤逆梁冀，并遭到对方的打压。

“融有事忤大将军梁冀旨，冀讽有司奏融在郡贪浊，免官，髡徙朔方。自刺不殊，得赦还，复拜议郎，重在东观著述，以病去官。”（《后汉书·马融列传》）

不管是被免官，还是被剃去头发，发配北方，于此时自我抱着深深负罪感的马融而言，都不是一种惩罚，反而是一种解脱。但这仍然不够，所以他还要“自刺”，以自杀的方式来追悔自己没齿不忘的罪过。

所以，自杀不成后，“得赦还，复拜议郎，重在东观著述”，于他没有丝毫的欣喜和安然了。

东观，还是那个东观，但再次回来的马融已经不是那个马融。他不能原谅自己，他已在精神世界里将自己狠狠地钉在耻辱柱上。

那就找个有病的借口，离开议郎的职位，离开这座成就自己的东观。

迎着夕阳，他向着故乡的方向，踽踽独行。他要在家乡安放自己负罪的魂灵，舔痂自伤。

(待续）

八

于是，就有了绛帐授徒的千古佳话。

而且，做为一种文化景致，千年来一直被人传唱不息，欣羡不已。

唐代的元稹在《酬翰林白学士代书一百韵》中为此歌吟：“心轻马融帐，谋夺子房帷。”

宋朝的陈人杰于《沁园春·铙镜游吴中》中寄情：“张禹堂深，马融帐暖，吟罢不妨丝竹声。”

明代的李梦阳在《谒平台先生墓》中写道：“平生马公帐，四海孔融尊。”

清时的沉绍姬《寄怀查伊璜先辈》诗云：“苏晋堂前宜绣佛，马融帐后有金釵。”

这些诗句都缘于马融晚年独特的开门授徒方式。《后汉书·马融列传》载：“融才高博洽，为世通儒，教养诸生，常有千数。涿郡卢植，北海郑玄，皆其徒也。善鼓琴，好吹笛，达生任性，不拘儒者之节。居宇器服，多存侈饰。常坐高堂，施绛纱帐，前授生徒，后列女乐，弟子以次相传，鲜有入其室者。”

一个垂垂老矣的儒学宗师，却一反儒家持重谨严的礼授宗旨，不仅居高堂，服华衣，日常生活用具皆取奢侈之物，而且还在课堂上怪异地垂下绛帐，更匪夷所思地在后面陈列女乐，这还哪里有一个环境幽静、秩序井然的儒家课堂模样？

是的。

但谁能说这位老师所张扬出的这份排场不是他有意为之？

这中间有贵公子出身的原因，也有潦倒于世的成份，还有绝望于现实的隐情。

游历宦海、浮尘浊世经年的马融，已经深深厌恶了面前这个豺狼当道、是非颠倒、祸从天降的世界，同时也深深厌恶着曾经的自己。此时，世间万千景象均化为心中的彷徨无着，只求在迷醉中逃离现实的重压，人格便渐次冲破礼法道德的禁锢，走向蔑视礼法、任诞放达之路。

“达生任性，不拘儒者之节。”从马融身上已经泄漏了东汉中后期整个社会思潮向玄学潜行的密码，他的身后，是一个政治生态更为惨烈，文化思潮倍加活跃的大时代。透过马融这间女乐声声、绛纱垂垂的豪华教室，人们会看到继之将来一个时代的文化图景——它就叫魏晋风度。

一个人用个己行为开了一个时代的风气之先，在世界文明史上都属罕见。

由于弟子众多，他采用了董仲舒先生曾经用过的“传以久次相授业”方式进行教学，即由学业深习者传授给初入门者。能够登堂入室，直接听他讲课的弟子，少而又少。而在这极少数的学生中，就有郑玄和卢植。

《三国演义》第一回中就说，刘备十五岁那年，与公孙瓒等人拜郑玄、卢植为师；而《三国志》中说刘备“年十五，母使行学，与同宗刘德然、辽西公孙瓚俱事故九江太守同郡卢植。”

《世说新语》本是部脍炙人口的好书，但在其《文学》篇开篇即讲了一个关于马郑师徒的无厘头故事：

“郑玄在马融门下，三年不得相见，高足弟子传授而已。尝算浑天不合，诸弟子莫能

解；或言玄能者，融召令算，一转便决，众咸骇服。及玄业成辞归，既而融有‘礼乐皆东’

之叹，恐玄擅名而心忌焉。玄亦疑有追，乃坐桥下，在水上据屐。融果转式逐之，告左右曰：‘玄在土下水上而据木，此必死矣。’遂罢追。玄竟以得免。”

在这近乎诽谤的记述中，老师马融不仅嫉贤妒能，而且甚至意欲要高足之命，实在滑稽之甚。

还是从史书中找真相吧。《后汉书·郑玄传》曰：“融门徒四百余人，升堂进者五十余生。融素骄贵，玄在门下，三年不得见，乃使高业弟子传授于玄。玄日夜寻诵，未尝怠倦。会融集诸生考论图纬，闻玄善筭，乃召见于楼上，玄因从质诸疑义，问毕辞归。融喟然谓门人曰：‘郑生今去，吾道东矣！’”

此处之叹，有对自己学问的相当自负，更多的是对弟子学有所成的无限欣慰。

就是这样一位在生活中颓废，欲求一己放达远世之情的不拘儒节者，对待学问却又呈现出相当严谨的另一面，《后汉书·马融列传》说他：“尝欲训左氏春秋，及见贾逵、郑众注，乃曰：‘贾君精而不博，郑君博而不精。既精既博，吾何加焉！’但著《三传异同说》。”

世道惟艰，心住宿恨，此生怅惘，前途空虚。于一代宗师而言，在他身上呈现出迥异的双重人格，也许是一种必然了。

（此文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