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

优伶本来是很低贱的行当，旧时的王公子弟却常常喜欢粉末登场玩票。可见，只要以玩的心态投身到某一项事业中，便只有心性的娱乐，没有职业的厌恶了。

重新走入东汉主流社会的马融，大概就是这种心态。

其实，他元初的担忧完全不必。因为统治者的征召、辟用，常常是居高临下的一场表演，他无非拿拿礼贤的架势，作作重士的样子，有着较大的行为艺术成分，并不真心让你走入政治中心，发挥经天纬地的擘画之才。

回到洛阳的马融，两年后被拜为校书郎中，诣东观典校秘书。时在公元110年，安帝永初四年。

于他而言，这无疑如鱼得水。

东汉时，征召学士至兰台或东观宫中藏书处校勘典籍，其职为郎中者，称校书郞中。章帝、和帝以后，东观收藏书籍渐盛于兰台，为宫廷收藏图籍档案及修撰史书的主要处所，属于国家图书馆。

《后汉书·儒林传序》载：“初，光武迁还洛阳，其经牒秘书载之二千余两，自此以后，参倍于前。及董卓移都之际，吏民扰乱，自辟雍、东观、兰台、石室、宣明、鸿都诸藏典策文章，竞共剖散，其缣帛图书，大则连为帷盖，小乃制为囊。及王允所收而西者。裁七十余乘，道路艰远，复弃其半矣。后长安之乱，一时焚荡，莫不泯尽焉。”

东观便成了战后校订藏书，整理古籍，脱误正文的最重要文化修复场所。自然，东观卷帙浩繁的典籍收藏，为这里的学人研习典藏，修撰著述，提供了极大的方便。

东汉初期，班固与东观关系最为密切。他与马融身份完全一样，为校书郎，典校秘书，于这宁静的阁楼间枯灯独坐，搦管濡毫，写就了容列传载纪二十八篇的一部煌煌《汉书》。

而东汉中期，马融无疑在这里最为耀眼。

到东汉中期，存在于儒家经学之中的浮华不实之风已相当严重。据《后汉书·儒林传》说，“孝和亦数幸东观，览阅书林。及邓后称制，学者颇懈。时樊准、定兰台漆书经宇，以合其私文。”学风轻飘，学者竞相穿凿附会。

针对此时儒学的颓废之势，汉安帝年间，由邓太后发起了一场较大规模的校书运动。

邓太后，邓绥，不仅是位极具个体意识的奇女子，而且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垂帘听政的女皇后，她是云台二十八宿之首高密侯邓禹的孙女，父亲邓训为护羌校尉，母阴氏为汉武帝皇后阴丽华从弟的女儿。她6岁读史，12岁通《诗经》、《论语》及专志典籍，生平不问居家之事，家人号曰“诸生”，其奇才能，为其诸兄弟所不及。

正因为邓太后对她的家族严格要求，邓氏兄弟还算秉公守法，勤勉政事，在东汉的若干把持朝政的外戚势力集团中，邓氏集团的表现大体尚好。

这次校书运动不亚于西汉刘向、刘歆父子的那场古籍整理运动，在中国学术思想发展史上意义重大。某种程度上可以说，它标志着占主流地位的儒学思想实现重大转折，解决了白虎观会议以来长期悬而未决的古今文经典问题，重新梳理并确立了儒家文化思潮。

在这次校书活动中，马融就专门负责儒家典籍。

吃着国家一份不算丰厚的俸禄，干着自己十分喜欢的事业，这对于一个早已置身世外的人而言，该是一幅多么理想的生活画卷。

杜荀鹤有诗云，“此身虽贱道长存，非谒朱门谒孔门。只望至公将卷读，不求朝士致书论。”心在孔门，身在朱门的马融，却忘记了“不求朝士致书论”的文人大忌，

公元115年，他写了一篇《广成颂》，讽谏邓太后掌权、邓骘兄弟辅政的当局，不能认为文德可兴，武功宜废，停止习兵练武制度，不讲战阵之法。

马融认为猾贼蜂起，均缘于乘国家无武备。文武之道，圣贤所重，哪能专修文而不讲武呢？他在《广成颂》中提出，“安不忘危，治不忘乱，道在乎兹，斯固帝王之所以曜神武而折遐冲者也。”

居安思危，治不忘乱。放在今天看，这无疑是理国安邦的不二之论，但却深深惹恼了邓太后。

原因很简单，刀枪入库，马放南山，偃武兴文，是社会和谐、国家太平的表现，你讽谏政府此举不当，那就是混淆舆论，干扰了正常的国家意识形态。

扬雄曾因自己所上四赋在最高统帅那里不能起到讽谏作用，从此弃之不为。马融却因自己的一篇颂作，受到了严厉打击。

“颂奏，忤邓氏，滞于东观，十年不得调。因兄子丧自劾归。太后闻之怒，谓融羞薄诏除，欲仕州郡，遂令禁锢之。”（《后汉书·马融列传》）

如果看看邓太后的强硬作派，便会知道，她对马融已经是法外开恩了。公元120年，汉安帝已经26岁，郎中杜根上奏太后，说安帝已经成年，应该独立处理政务。邓太后闻奏大怒，命令用布袋将杜根蒙头盖脸套起，用棍棒击杀，然后抛尸城外。邓太后弟弟邓康劝老姐退居深宫，别再干预政事，甚至为此称病不朝。邓太后一怒之下，将弟弟免官，而且还开除了邓康的族籍。

避席畏闻文字狱，着书都为稻粱谋，这是清末一位叫龚自珍的书生所总结的教训。

（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