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

王充比我们想象的走得更远。

他不但石破天惊地要向孟子讥刺，甚至还要冒天下之大不韪地向孔子发问。

孟子说过一句“五百岁必有王者兴”，王充反问：“五百岁必有王者，谁所言乎？论不实事考验，信浮淫之语，不遇去齐，有不豫之色，非孟子之贤效，与俗儒无殊之验也。”

举世皆说，孔门之徒，七十子之才，胜今之儒。王充充满反叛地说：“此言妄也！彼见孔子为师，圣人传道，必授异才，故谓之殊。夫古人之才，今人之才也，今谓之英杰，古以为圣、神，故谓七十子历世稀有。使当今有孔子之师，则斯世学者皆顏、闵之徒也；使无孔子，则七十子之徒，今之儒生也。何以验之？以学于孔子，不能极问也。圣人之言，不能尽解；说道陈义，不能辄形。不能辄，宜问以发之；不能尽解，宜难以极之。”

进而，他充满自负地说：“凡学问之法，不为无才，难于距师，核道实义，证定是非也。问难之道，非必对圣人及生时也。世之解说说人者，非必须圣人教告乃敢言也。苟有不晓解之问，迢难孔子，何伤于义？诚有传圣业之知，伐孔子之说，何逆于理？谓问孔子之言。难其不解之文，世间弘才大知生能答问解难之人，必将贤吾世间难问之言是非。”

也正是他骇人听闻的《刺孟》、《问孔》，因此而在身后备受驳责，为后世学界一再对之口诛笔伐。

乾隆就曾为此生气地御批：“王充刺孟而问孔，已有非圣无法之诛！”提倡六经皆史的清代史学家章学诚，更因王充非难儒学，扬墨赞道，对他的儒家身份提出质疑。近代经学大师刘师培，则用肯定的口吻说王充乃“南方墨者之支派”。从而，搞得王充的《论衡》自《隋书?经籍志》始，就一直被历代目录书籍列入无所宗主的杂家一类。

儒家身份被模糊，被曲解，这倒像极了先秦最后一位儒家宗师荀子。

如果认真弄明白王充问孔、刺孟的用意所在，就会还原他的真实身份。

先请看他在《论衡?本性篇》中的一句宗旨性论述：“孔子，道德之祖，诸子之中最卓者也！”《辨崇德》中，他又说：“孔子，圣人，知府也。”《知实篇》中他再次充满敬仰地说：“孔子见窍睹微，思虑洞达，才智兼倍，强力不倦，超逾伦等。”

从道德、智慧、修养、情操等方面出发，王充都认为孔子超凡绝伦，是一座常人难以企及的最高人格丰碑。但同时他认为孔子是圣人，但不是神。他说：“所谓神者，不学而知；所谓圣者，需学以圣。”孔子是好古敏求，博学于文的，圣人需学，知其非神。

他之《问孔》、《刺孟》的真正目的在于，打破人间迷信，坚决否定汉儒篡改后的“前知千岁，后知万世，有独见之明，独听之聪，事来则名，不学自知，不问自晓”孔子形象。将被汉儒高抬进文庙里享受冷猪肉的孔子，重新请回到人间，还原孔子本来面目。

因而，可以说他才是孔子的真正拥护者，是孔子的真正知音。道理就是这样简单，子不语怪、力、乱、神，举着孔子神圣而高不可攀的塑像，满嘴神话、鬼话的俗儒，其实他们才是孔子的真正冤家对头。

范晔《后汉书》中记录了作者创作时的谨慎与认真，“以借儒守文，多失其真。乃闭门潜思，绝庆吊之礼，户牖壁墙各置刀笔，著《论衡》八十五篇。”

但就是这么一部严谨之作，却因为书中有诸多离经叛道之论，被时人认为违诡于俗，这本始写于汉明帝永平之末，初成于汉章帝建初时期，最后于章和二年作者罢州家居才最终定本的《论衡》，却在王充死后100余年时间里不得行于世，渐近亡失。

多亏了蔡邕，历史上大大知名的蔡文姬父亲，这部有着划时代意义的哲学论著才得以重见天日。

谢承《后汉书》记载：“王充所作《论衡》，中土未有传者，蔡邕入吴始得之，恒秘玩以为谈助。后王朗为会稽太守，又得其书，及还许下，时人称其才进。或曰：“不见异人，当得异书。”问之，果得《论衡》之差。由是遂见传焉。”

《抱朴子》中也有类似记述：“王充所著《论衡》，北方都未有得之者，蔡伯喈尝到江东得之，叹其文高，度越诸子。及还中国（中原），诸儒觉其谈论更远，嫌得异书。或搜其隐处，果得《论衡》。提取数卷持去。伯喈曰：惟吾与汝共之，弗广也。”

犹如在地下静静熟睡了几千年的殷墟甲骨，它始终在等待一个真正认识他的人出现，聆听他足音的靠近。1899年，罗振玉发现它时，曾激动万分地写下了这样的话：“今山川效灵，三千年而一泄其密，且适我之生，所以谋流传而悠远也！”

《论衡》遇到蔡邕，应该就像那根从火里抢救而出后来制成焦尾琴的梧桐木。

（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