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

这不光需要识见，还需要勇气！

就因为刘秀本人好谶纬。

上有所好，下必甚焉。正如《后汉书?张衡传》记载，“东汉初年，光武帝善谶纬，及显宗、肃宗因祖述焉。自东汉中兴之后，儒者争学图谶，兼复附以妖言。”

刘秀独钟谶纬，有着深刻的历史和政治原因。王莽末年天下大乱时，即有宛人李通以“刘氏复起，李民为辅”图谶劝说刘秀起兵，后来有人自关中奉《赤伏符》前来劝刘秀称帝，其谶曰，“刘秀发兵捕不道，卯金修德为天子。”由此可见，谶纬在刘秀发迹和成就帝业两次重要转折点上，都起了关键性作用，刘秀自然对之深信不疑，宣布图谶于天下。

但这种意识形态却给正宗儒学带来了强大的破坏性冲击，同时导致了学风败坏。士林为追逐私利而不惜穿凿附会，编造瞎话。《后汉书?方术列传》说：“汉自武帝颇好方术，天下怀协道艺之士，莫不负策抵掌，顺风而届焉。后王莽矫用待命，及光武尤信谶言，士之赴趋时宜者，皆骋驰穿凿，争谈之也。故王梁、孙威名应图录，越登槐鼎之任；郑兴、贾逵以附同称显，桓谭、尹敏以乖忤沦败，自是习为内学，尚奇文，贵导数，不乏于时矣。是以通儒硕生忿其奸妄不经，奏议慷慨，以为宜见藏摈。”

公元79年，汉章帝召集博士和儒生在白虎观召开会议，以皇帝“称制林决”方式讨论五经异同。会议的结果是，产生了一部皇帝钦定的以阴阳五行来解释世间一切事物的《白虎通义》。将神学经学化，将经学神学化，使阴阳五行成为人们认识与解决问题的惟一法宝。这部书是今文经学的政治学说纲领，广泛解释了封建社会一切政治制度和道德观念，成为当时封建统治阶级的神学、伦理学法典。

一时间，充斥在东汉政治与学术天空的，是一股荒诞不经的谶纬神学妖风，谶纬混入并腐蚀、病毒化经学，使儒家传统经典掺杂了大量牵强附会、穿求崖穴内容，变得妖风顿起，乖疑难正。

如《施氏易》大师刘昆出任江陵令，“时县遭连年大灾，刘昆辄向火叩头，多能降雨上风。”他后来转任弘农太守，当地正闹虎患，他“又以仁化大行，虎皆负子渡河”从而解决了虎患。

汉章帝时，更是用这种歪曲化的儒家伦理道德做为察举、征辟等任官制度的标准，乃至举国出现大批违逆常情，矫情伪饰之事。如申屠蟠丧父，哀毁过礼，他竟十余年不吃酒肉，每逢父亲忌日，还要绝食3天，为此他获得了大孝之名。

还比如名士樊英被征召，故意称病不往，以太高自己身价，后来当他当了五官中郎将后，人们发现他却是个地地道道“纯盗虚名无益于用”的骗子。

世界，显得很虚枉，很闹腾。

更为让人讨厌的是，经学在谶纬化同时，也日益向繁琐化、章句化方向发展。各守家法的俗儒，不惜繁其章条，穿求崖穴，以合一家之说。

章句是有别于以通论经书大义为特色的著述体裁，它拘泥于经书局部，着眼于具体章句，进行离章辨句，分文析字。如秦延君之注《尧典》，仅就篇目二字之解说竟达十余万言，但说“若曰稽古”四个字就用了两万言。经学大师桓荣的《尚书章句》竟达四十万言，浮辞繁长，令人难以卒读。刘歆就曾对此谴责，“烦言碎辞，学者罢老且不能究其一艺”，扬雄更是为此深恶痛绝：“是何师与!是何师与!天下小事为不少矣，每知之，是谓师乎?师之责也，知人知也。小知之师，亦贱矣。”

这些，扬雄都看在了眼里。他已做好准备，向一切虚枉宣战。

(待续）

七

这是场真正意义上的一个人的战争。

面前是整个帝国上下所崇尚的谶纬妖氛，周遭是弥漫在学术界的怪诞妄说，王充手搦一杆枯笔，要用单枪匹马的努力，来挑战整个世俗社会。

自反而不缩，虽褐宽博，吾不惴焉。自反而缩，虽千万人，吾往矣！这是豪迈的孟子所说的话。

王充则祭出自己的大旗：“《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论衡》篇以十数，亦一言也，曰：疾虚妄。”

何止一部《论衡》呢？王充所有的著述，几乎都是在针砭时弊，讥刺不实。他自己就说，一生创作出四部书，疾俗情，而作《讥俗》之书，闵人君之政，而作《政务》之书，伤伪书俗文多不实诚，故为《论衡》之书，历日弥久，以为昔古之事，所言近是，信之入骨，不可自解，故作《实论》之书。

而《论衡》不仅是他惟一流传下来的著作，更是集他所有思想学术之大成于一体的重要作品。他说：“是故，《论衡》之造也，起众书并失实，虚妄之言胜真美也。故虚妄之语不黜，则华文不见息；华文放流，则实事不见用。故《论衡》者所以铨轻重之言，立真伪之平，非育调饰辞，为奇伟之观也。”

在这部书里，他站在原儒立场，运用老子的朴素自然主义，批枉纠正。每立一论，则列举事实以为证明，所谓“略举较著，以定实验”，全面系统地批判了以神秘主义为特征的汉儒思想体系。

针对普遍认可的灾异天谴之说，他指出，“夫天道自然也，无为；如谴告人，是有为，非自然邪。”从自然的本质属性入手，指出天谴的不存在。

针对天人感应之说，王充说，“人，物也；物，亦物也”，“人不能以行感天，天亦不能随行而应”，从而，割裂了天与人之间的关系。

针对善恶报应之说，他指出，“人死血脉竭，竭而精气灭，灭而形体朽，朽而成灰土，何用为鬼?”这种朴素唯物主义的的解释，从根本上否定了鬼的存在。

这部充满思辨的中国最早唯物主义思想论著，对后世影响深远，诸如魏晋杨泉，南朝宋何承天，南朝齐梁范缜，唐朝刘禹锡和柳宗元，明清之际王夫之等众多唯物主义思想者，他们都从王充这里汲取过有益的精神营养。

王充没有仅仅停留在唯物主义思想指认上，他还深入到儒学内部进行摧限廓清。

面对盛行的章句之儒，他说，“守信师法，虽辞说多，终不为博。”明确提出，能说一经者为儒生，博览古今者为通人，采掇传书以上书奏记者为文人，能精思著文连结篇章者为鸿儒。而相互之间比较，儒生过俗人，通人胜儒生，文人逾通人，鸿儒超文人。所以，文人贵在博而通，“知古不知今，谓之陆沉；知今不知古，谓之盲瞽。”

同时，他看到自西汉董仲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之后，造成了学术的偏狭与滞碍，他认为由于遭到秦时的燔烧禁防，盛兴于西汉至今的今文经学，存在经书缺灭而不明，篇章弃散而不具的诸多毛病，而且各家相传，必守家法和师法，造成了“各以私意，分析文字”的囿于一孔之见、穿凿附会等诸多缺点。要解决它，那就要向被废弃的诸子论说中找答案，“知屋漏者在字下，知政失者在草野，知经误者在诸子。”

这就是他在《论衡》中屡屡肯定黄老、赞美墨子的原因。

做为一个儒家大师，他如此做，怎么能不被人认为是异端呢？

（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