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

班彪对于王充而言，就像严遵之于扬雄一样，影响巨大。

班彪，字叔皮，好古乐道，玄默自守。在更始之乱时，他三易其主，先是跟隗嚣，后是窦融，最后虽然以事汉终，但刘秀对他显然没有后来的唐太宗对待魏征那样的雅量，所以他官做得很失败，曾短暂性地被举过司隶茂才，担任过徐令、望都长，此后便长期坐政治冷板凳了。

退居庙堂之外，远离魏阕喧哗，却给这位学人潜心研经讨史、聚徒讲学提供了方便。太学生王充经常偷偷遛出校园，到班彪私学受教，也可见班彪的学问与做人在当时影响之大，于王充有着极强的吸引力。

《后汉书》评价班彪，“以通儒上才，倾侧危乱之闲，行不逾方，言不失正，仕不急进，贞不违人，敷文华以纬国典，守贱薄而无闷容。彼将以世运未弘，非所谓贱焉耻乎？何其守道恬淡之笃也！”

老师的无怨无艾，甘居下游，宁静自守，闲适恬淡的性情，不仅获得了王充的无限钦敬，更得到了他的极大认同。所以，王充在《论衡?自纪》中可以一遍遍自得地说自己：

“见污伤，不肯自明；位不进，亦不怀恨。贫无一亩庇身，志佚於王公；贱无斗石之秩，意若食万锺。得官不欣，失位不恨。处逸乐而欲不放，居贫苦而志不倦。淫读古文，甘闻异言。世书俗说，多所不安，幽处独居，考论实虚。”

“福至不谓己所得，祸到不谓己所为。故时进意不为丰，时退志不为亏。不嫌亏以求盈，不违险以趋平，不鬻智以干禄，不辞爵以吊名，不贪进以自明，不恶退以怨人。”

“充性恬淡，不贪富贵。为上所知，拔擢越次，不慕高官。不为上所知，贬黜抑屈，不恚下位。比为县吏，无所择避。”

显然，班彪的影子已深深植入他的心中，王充后来在仕途上长期宦路不显，“仕郡为功曹，以数谏诤不合去”的行为，在“行不逾方，言不失正，仕不急进，贞不违人敷文华以纬国典，守贱薄而无闷容”的班彪身上，都能找到直接关系。

更为影响王充的，是班彪不合时流的鲜明学术思想。

世称班彪为“通儒上才”，不胶柱于一经，不为一家之说局限，能全面领会贯通儒家经典。班固也是“博贯载籍，九流百家之言，无不穷究。所学无常师，不为章句，举大义而已。”王充在《论衡?超奇》中表达了对班氏父子为学的赞叹：“班叔皮续太史书百篇以上，记事详悉，义理浃备，观读之者以为甲，而太史公乙。子男孟坚（班固）为尚书郎，文比叔皮，非徒五百里也，乃夫周召鲁卫之谓也。”将班彪之才视为司马迁之上，将班固之学比为大才，其心仪之情，溢于言表。

（待续）

五

哈佛大学有句著名的校训：与柏拉图为友，与亚里士多德为友，更要与真理为友。

公元1世纪的中国洛阳太学学生王充当然没听过这个，但他同样知道，要充实自己，完善自己，就必须与书籍为伴，与具有丰厚知识与远见卓识的高人为友。

对于一个穷困书生而言，想与书籍为伴又是何其难的一件事，问题很简单，没钱。但王充自有他的办法，《后汉书?王充王符仲长统列传》中说他，“家贫无书，常游洛阳市肆，阅所卖书，一见辄能诵忆，遂博通众流百家之言。”

在淹贯诸子、博览群书之中，他于自身知识积淀逐渐丰厚的同时，也渐渐开阔了视野与心智，有了自己的审视与判断。

他总结出学习心得，读书如涉水，“涉浅水者见虾，其颇深者察鱼鳖，其尤深者观蛟龙。”一个学人，他读书的深浅功夫不同，会带来相应的收获也不同。钻之弥深，所获就越大，蜻蜓点水，终归浮光掠影。进而，他将之比附于作学问之上，学问如浩浩东海，“大川相间，小川相属，东流归海，故海大也。”如果人在做学问时囿于一隅，拘泥家法，无视其余，那么就类似“海不通于百川，安得巨大之名？”

《傅雷家书》中，傅雷在信中写道：为学最重要的是“通”，通才能不拘泥，不迂腐，不酸，不八股；“通”才能培养气节、胸襟、目光，通才能大，不大不博，便有坐井观天的危险。现在看来，傅爸爸是借了王充的话来替自己谆谆教诲儿子的。

顶着老板一遍又一遍的白眼，泡在书店里遍览群书的王充，一定渐渐感受到，他在太学课堂上听经学博士所讲授的东西似乎不对劲。

如果说，老师班彪的通晓典籍给了他学必以博的启示，身边朋友班固的“不为章句”使他对章句之学产生了怀疑，使他“好博览，不守章句。”

那么，书肆中读到的前辈学人杨雄的《法言》、桓谭的《新论》，则使他获得醒悟，不光清醒感召到章句之学的琐碎，更对流行的谶纬学说惕然自警，并投以峻厉的深思。

更重要的是，做为与刘歆、扬雄一并称雄的学界泰斗，桓谭此时尚在人世，王充能感知到与这为前辈学人呼吸着共同的洛阳清新空气。与大师生逢同时，自然使王充对之更递进了一层亲近感与崇拜心。

桓谭，公元前24年生，公元56年卒。在西汉，曾与扬雄、刘歆一同致力于将古文经学官学化，是反谶纬迷信学术阵营的中坚。《后汉书?桓谭冯衍列传》称他，“博学多通，遍习《五经》，皆诂训大义，不为章句。能文章，尤好古学，数从刘歆、杨雄辩析疑异。性嗜倡乐，简易不修威仪，而喜非毁俗儒，由是多见排抵。”

他最终因反谶纬反到最高统帅刘秀头上，披了逆鳞，抑郁而死。

光武帝决定用谶纬之术来决定营建灵台的地址，向桓谭征询意见。帝谓谭曰：“吾欲以谶决之，何如?”谭默然良久，曰：“臣不读谶。”帝问其故，谭复极言谶之非经。帝大怒曰：“桓谭非圣无法，将下斩之。”虽然最后桓谭的头没有落地，但却被贬为六安郡丞，他于郁愤不平中死于道中。

王充可能与桓谭未曾谋面，但思想者的沟通完全用不着睇面亲晤，桓谭虽然自伤于反谶纬迷信思想，但王充却知道这是真理。

他在《论衡》中对桓谭大加赞扬，“又作《新论》，论世间事，辨照然否，虚妄之言，伪饰之辞，莫不证定。”“世间为文者众矣，是非不分，然否不定，桓君山论之，可谓得实矣。论文以察实，则君山汉之贤人也。”他甚至将桓谭的《新论》与孔子的《春秋》相提并论，“孔子不王，素王之业在于《春秋》；然则桓君山不相，素丞相之迹在于《新论》者也。”（《论衡?定贤》）

通读诸子百家，遍览儒家经典，深悉大师真谛，这三重因素，犹如空气、阳光和水分，哺育并滋养了王充的思想。

一员向东汉鄙俗儒学挥刀相向的猛将，即将杀出阵来。

（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