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少年王充却并不反叛，也不调皮，更不捣蛋。

他是个家长眼中的乖孩子，老师心中的好学生，邻里称道的好儿童。

“为小儿，与侪伦遨戏，不好狎侮。侪伦好掩雀、捕蝉、戏钱、林熙，充独不肯。诵奇之。六岁教书，恭愿仁顺，礼敬具备，矜庄寂寥，有巨人之志。父未尝笞，母未尝非，闾里未尝让。八岁出于书馆，书馆小僮百人以上，皆以过失袒谪，或以书丑得鞭。充书日进，又无过失。手书既成，辞师受《论语》、《尚书》，日讽千字，经明德就，谢师而专门，援笔而众奇。所读文书，亦日博多。”（《论衡?自纪》）

以好勇斗狠为遗传基因的老王家，到王充这里陡然一变，竟然相当意外地结出了一粒饱满的读书种子，难怪王诵“奇之”。就像18世纪那位以世代经商为祖传家业的阿鲁埃，想不到自己的孩子伏尔泰竟然一反家族血缘，成了一位少年神童。

鸭群中突然冒出一只天鹅，这会让那个鸭爸爸惊愕，同时兴奋不已。

与少年伏尔泰幼年时遇到夏多纽夫神甫，倾心于不可知论者卢德的怀疑宗教诗歌《摩西亚特》，从此在心底埋下了怀疑宗教，并一生致力于宗教反叛、思想解放事业不同，王充的思想启蒙要迟到很晚，还必须等到他成人之后游学洛阳，遇到那一帮良师益友之时。

但这一点也不影响一个天才少年的健康成长。

六岁受书，八岁出馆，熟读《论语》、《尚书》，日写千言，德成经明，乃至博览群书，落笔众奇。而且，在行为处世与做人上也谨严自律，从不恃才傲物，“才高而不尚苟作，口辩而不好谈对，非其人，终日之言。其论说始若诡於众，极听其终，众乃是之。以笔著文，亦如此焉；操行事上，亦如此焉。”

当一群小鱼与一只蝌蚪戏水在一起时，它们谁会想到这条性格腼腆的黑黑小伙伴，会在日后成为一只跳上岸去，阔嘴鼓腹、声振屋瓦的青蛙？

此时的王充自己也不知道。

但，他好古敏求，倾心学问，恭愿仁顺，礼敬具备等等早期的人生倾向，其实已经对以逞勇乡闾、蛮横四邻世袭的王氏家族血统构成了一种性格上反叛。

王充自谓出生于孤门细族，究其实，也并非贫无一亩庇身，贱无斗石之秩，他的家庭起码是个不算富裕的平民之家。范晔在《后汉书》中说他“家贫少孤”更是不经之谈，否则，他不会一直坐在学堂里安安静静地读书，而更应骑在牛背上甩着无知的脚丫哨笛。

苏联元帅图哈切夫斯基曾对音乐家肖斯塔科维奇说，“如果我小时候父亲能有钱给我买把小提琴，那么我现在就坐在你的乐池里。”可见，天赋总要受制于物质。

很可喜，王诵的家资可以供儿子王充自由舒展他的天赋。

(待续）

三

上虞的学校太小了，那里的课堂已经不能再盛纳他。王充必须走出去，以吸纳更清新、更博大、更富滋养的空气。

到哪里？

是的，到洛阳去。

正像今天的北京，用它的五彩斑斓、高深莫测吸引着无数携带着自己各色理想的年轻北漂者一样，汉都洛阳也承载着那个时代青年的集体梦想。

东汉的创立者刘秀就是榜样，他曾以一个落魄太学书生的形象游学于洛阳，为了生计，他还与别人合伙买了一头驴，在熙熙攘攘的洛阳市中，这位牵着驴为客人拉脚的年轻人，最终为自己拉出了一个帝国。

王充的脑海中没有帝国梦，也没有发财梦，更没有投机梦，近乎饥渴的求知欲告诉他，只想求学，使自己学问与识见宏富起来。

进入太学深造，是他惟一的愿望。

由中央政府设立官立大学——太学，始于公元前124年的汉武帝。刘彻采纳董仲舒和公孙弘提出的“愿陛下兴太学，置明师，以养天下之士”建议，正式创立太学。为大汉帝国的最高学府。

当时，太学规模很小，只有5个老师（五经博士），50个学生（五经官弟子），分别传授《诗》、《书》、《礼》、《易》、《春秋》等儒家经典。由于名额极少，所以，学生只能由朝廷选拔“年十八以上仪状端正者”的青年才俊，基本属于贵族学校。当然，各郡国也可以推荐“好文学，敬长上，肃政教，顺乡里，出入不悖”的青年学子，但这些学生却只能以编外生的身份前来旁听。

新朝时，食古不化的王莽认为孔子开办私学都可以带出3000学生，那么做为国家最高学府的太学也不应该少于这个规模，于是盲目扩招，刘秀就是此时进入的太学，从而成为中国帝王之中学历最高者。

也正是刘秀有着在太学学习的经历，他才更为深知儒学对于维护国家统治的重要性。正如《后汉书?儒林列传》所载：

“光武中兴，爱好经术，未及下车，而先访儒雅，采求阙文，补缀漏逸。”于是，那些在两汉变更之际，于兵燹战乱中“多怀协图书，遁逃林薮”的四方多才之士，纷纷从茂林中走出来，“自是，莫不抱负坟策，云会京师，范升、陈元、郑兴、杜林、卫宏、刘昆、桓荣之徒，继踵而集。于是立《五经》博士，各以家法教授，《易》有施、孟、梁丘、京氏，《尚书》欧阳、大小夏侯，《诗》齐、鲁、韩，《礼》大小戴，《春秋》严、颜、凡十四博士，太常差次总领焉。”

公元29年，建武五年，深重儒术的刘秀甚至在“宫室未饰，干戈未休”，洛阳帝宫还没有装修完毕，平定天下之战依然在激烈进行之时，就迫不及待地在洛阳重新建起太学。刘秀甚至在前方挥马扬鞭亲自指挥平定战乱之余，回到洛阳就亲临太学。《资治通鉴》说他，“初起太学。车驾还宫，幸太学，稽式古典，修明礼乐，焕然文物可观矣。”而且以一个十分专业的儒者身份，“钦鉴诸博士相互论难，考究诸生学业”。

楚王好细腰，宫中多饿死。国家最高统帅对太学如此重视，自然带来了太学的繁荣一时。

于此繁荣之中，公元45年，18岁的上虞青年王充，与各郡国选拔出来的青年佼佼者一同，从家乡负笈而来，进入太学。

这个年代推断，来自于范晔《后汉书?班彪传》中的李贤之注。注曰：“《谢承书》曰：‘固年十三，王充见之，拊其背谓彪曰：此儿必记汉事。’”《谢承书》即谢承所撰的《后汉书》。

这真是段有意思的记载。18岁的王充，竟然将比自己年长25岁的班彪视为同辈，用长辈口吻夸奖仅小他5岁的班固，而且不光有“拊其背”肢体语言，口中更是直呼班固为“此儿”。

说者坦然，听者泰然，被说者舒然，一切均自自然然，大家都没觉得有什么不妥。

这足见他们之间的熟络程度，更可见18岁的王充在学界泰斗班彪心目中是何等之重，同时，还可以看出王充身上那种“望云自与高士齐，举槊不输大王雄”的自负之气。

卢梭说过句幽默话，“做教师的固然应当自尊，但也要让学生的自尊心有适当发挥的机会。”班彪就是这样做的。

（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