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

寂寥和落寞，永远是文人的宿命。

一部中国文化史，其实就是一部中国文人蹭蹬失意史，里面飘荡着太多的穷困、潦倒、抑郁、悲号。

大多数文人因科举登场失路，或人生狭窄逼仄，种种生活的艰难境况造成了他们自卑自怨，自期自艾，常常是悲戚愁苦，精神萎靡，登高绝望，途穷哭返，笔下呈现出的多是叹老喈悲的人生灰暗呻吟。

这中间不乏人生志趣高迈者，如遭驱逐的屈原、被流放的苏轼、被贬谪的柳宗元……他们在远离庙堂、播迁漂寓的天涯亡旅中，他们较之于前面那个人群，表现出了更多文人的刚性与韧性，或仰天长问，或掀须朗笑，或将困苦的羁旅当作一场豁达的潇洒游玩。

但仔细看，他们从政治中心的出走都属被迫，他们的超脱与不在乎面庞下隐隐有几许故作轻松的成分。

扬雄完全异于他们，他是一个孤标。

从公元前12年，42岁的扬雄因文名而被汉成帝诏见入京始，他就表现出一种“万物不可加于我”的人生恬淡之境，上书成帝，“愿不受三岁之奉，且休脱直事之由，得肆心光意，以自克就。”只想躲进书斋里，做个纯粹的文人。

继之的两年中，他以四篇赋作名动京华，同时更深得最高统帅的赏识，这对于一个文人来说是何等求之不得的荣誉？但他此时却认定自己文章只是“壮夫不为”的“篆刻雕虫”，果断停止了这种在自己看来非常无聊的写作。

汉哀帝时，外戚丁、傅和哀帝的同性恋朋友董贤大红大紫，“诸附离之者或起家至二千石”。但扬雄却没想去攀附这些人，走走曾一同共事的董贤的后门，而是躲进小楼成一统，专心致志地写起他的《太玄》。

扬雄初为黄门侍郎时，与王莽、刘歆同僚。朝夕相处的工作岗位，彼此共同的对儒家文化倾心爱好，自然使得他们之间有着非同寻常的友谊。但王莽后来很快被封为新都侯，并出任骑都尉、光禄大夫、侍中三职。刘歆也在哀帝时任侍中太中大夫，再升为奉车都尉，领校秘书府图书，但比他们年龄更老的扬雄却三世不徙官，“位不过侍郎”，在给事黄门的板凳上一动不动。

淡薄名利、冲穆自守的杨雄，最后“以耆老久次转为大夫”，班固称他“恬于势利乃如是。实好古而乐道，其意欲求文章成名于后世。”

如果仅指“意欲求文章成名于后世”，扬雄确实做到了。扬雄死后，大司空王邑、纳言严尤问桓谭：“子常称扬雄书，岂能传于后世乎？”桓谭说，必传。只是你与我见不到了。“凡人贱近而贵远，亲见扬子云禄位容貌不能动人，故轻其书。昔老聃著虚无之言两篇，薄仁义，非礼学，然后世好之者尚以为过于《五经》，自汉文、景之君及司马迁皆有是言。今扬子之书文义至深，而论不诡于圣人，若使遭遇时君，更阅贤知，为所称善，则必度越诸子矣。”

桓谭的眼力真是厉害！杨雄死后40年，《法言》果然大行于世。

一个在他所处时代腾达亨通的文人，必在他身后的时代里湮灭。而真正的文人，必在他所生活的现实世界淹蹇，也一定在他身后的时代被人尊崇。

(待续）

七

在东汉崇拜扬雄的庞大文人群体中，班固就属于一个。

他对杨雄的仰慕显而易见。《汉书》中为一个人单独作传，且不惜笔墨分为上下两章，享有此殊荣的只有两位，一是王莽，一是扬雄。

详述王莽，是为了尽情批判与挞伐。细说扬雄，则纯系发自衷心对扬雄的景仰与爱慕。

因了这份爱戴，他不仅将扬雄的所有赋作原文照录到传中，甚至还长篇摘录扬雄的《法言》与《太玄》等作品，但奇怪的是，他对于扬雄另外两篇重要作品《剧秦美新》和《元后诔》却只字未提。

这中间有着巨大的隐情。

奉诏修史的班固站在东汉统治者的正朔立场上，认为王莽新朝属于大逆不道，是篡汉行径。

扬雄的《剧秦美新》，写于公元9年王莽代汉的新始建国元年。在这篇文章中，扬雄写下了“臣伏惟陛下以至圣之德，龙兴登庸，钦明尚古”之类指斥秦朝，讴歌新朝的文字，为王莽歌功颂德。

公元13年，元后王政君薨，王莽诏扬雄作诔，是为《元后诔》，诔文中说“新都宰衡，明圣作佐；与图国艰，以度厄运。”同样是在赞美新朝，扬颂王莽。

这么一个潜心书斋，与世无争，“恬于势利乃如是”的君子，怎么能写出逆附汉贼王莽的阿谀之文呢？爱惜偶像羽毛的班固，于是悄悄隐去这两篇文章。

不独如此，班固在《扬雄传》中说，“及莽篡位，谈说之士用符命称功德获封爵者甚众，雄复不侯，以耆老久次转为大夫，恬于势利乃如是。”貌似扬雄是新朝的不合作者，这句“以耆老久次转为大夫”也含糊其辞，语焉不详。

其实，扬雄并非以一个“耆老久次”的老资格获得大夫之职。新始建国元年，王莽擢拔扬雄为中散大夫，比二千石秩，这说明王莽对扬雄非常器重，而扬雄也在此年写下《剧秦美新》，真心表达自己，“数蒙渥恩，拔擢伦比，与群贤并，媿无以称职。臣伏惟陛下以至圣之德，龙兴登庸，钦明尚古，作民父母，为天下主。”

两年后的公元１１年，发生了扬雄的投阁事件。原因是刘歆之子案发，牵连到曾教刘歆之子奇字的老师扬雄，天禄阁上认真读书的扬雄听到狱吏要来，从阁上纵身跳下，几乎摔死。此事通常被人们看作是扬雄受王莽迫害的铁证。

其实，班固自己都在《汉书》中说，“莽闻之曰：‘雄素不与事，何故在此？’”王莽根本不知道这回事，后来亲自下诏勿问。

这也才有了公元１３年元后死后，“莽诏大夫扬雄作诔”，扬雄欣然命笔的《元后诔》。

那么，这位从成帝、哀帝、平帝时一直“清静亡为，少耆欲，不汲汲于富贵，不戚戚于贫贱，不修廉隅以徼名当世”的素不与事者，怎么到了王莽的新朝忽然阿谀起来，攀附起来？

只有一个解释：在扬雄的心目中，王莽是以有德之新朝代无德之汉朝，符合“民之所欲，天必从之”（《孟子?万章》）的思想，是正统之禅。所谓篡汉，只是到了东汉班固这里才有的概念。

事实上，看王莽登基前的民心所向即可见一斑。钱穆先生说：“莽建设之魄力，制度之盛如此，毋怪汉廷儒生诚心拥戴矣！”我在《刘歆》一文中写过，若非王莽获得众人真心拥戴，无法理解刘歆、杨雄、桓谭为代表的一大帮放在整个中国文化史中都属于重量级的文化精英，为什么那么死心塌地地追随着他，信仰着王莽。

至于后来日益迷信化、刻板化、教条化的王莽如何让人厌烦，那是题外话了。但此时，扬雄之拥戴王莽，王莽之器重扬雄，无可隐讳。

所以，无论班固对他的美化性纹饰，还是明人用“士一失身难自雪，千秋史载莽大夫”对他讥刺，抑或郭沫若先生义愤填膺地指责他失节，都属以己之意，度古人之腹，是同样的不明就里。

(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