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

李白的一首《侠客行》千古风传，脍炙人口。

“纵死侠骨香，不惭世上英，谁能书阁下，白首《太玄》经。”全诗通过赳赳侠客之口，道出了与皓首穷经于书斋的学人另一番不同人生样态。

诗中所言之阁是天禄阁，所指之人正是扬雄。

哀帝之时，扬雄已经完全意识到“赋劝而不止”，于是“辍不复为”，然后他迁心于他，“大潭思浑天”。执意不再用自己赋作来为皇家歌功颂德捧臭脚的扬雄，重新确定了自己的人生，即在政治上自我边缘化，深坐书斋探研学理，这当然不是为避世而养心静气，做此无为之事以遣有涯之生，而是一种更为积极的人生姿态，通过自己的述作，重新确立经典，再树儒家精神。

《太玄》、《法言》于是面世了。

扬雄仿《周易》而作的《太玄》，结构上却与《周易》有着本质的区别。《太玄》和《周易》虽然都认为天道神秘崇高，但《太玄》认为天道并非不可认识与把握。他认为现实世界的一切生命和天地万物都是由阴阳二气所生成，阴阳二气产生于玄，玄是世界生成与发展的根源。

这个貌似无甚意义的理论确立，在中国学术发展史上却有着极为重要的意义。

它吸收了老子朴素的自然主义天道观，进而援道释儒，推翻了董仲舒的天人感应说，进而对因天人感应说而产生的谶纬神秘学说进行了根源上的颠覆。直接对后世中国的儒、释、道、医、养生和天文、地理、数学等产生了巨大影响。

东汉张衡的“浑天论”宇宙论思想直接受益于扬雄的太玄思想，宋代的“图书”学统的理论根源，也与扬雄的《太玄》直接关联。

正所谓大味必淡，大音必稀，大语叫叫，大道低回。是以声之眇者不可同于众人之耳，形之美者不可混于世俗之目，辞之行者不可齐于庸人之听。由于《太玄》文辞坚深，旨远义幽，不被时人所接受。

就连刘歆这样的大学问家也不无揶揄地说，“空自苦！今学者有利禄，然尚不能明《易》，又如《玄》何？吾恐后人用覆酱瓿。”他担心好友的心血之作被后人用来盖酱缸。

扬雄的朋友张伯松盛赞扬雄介绍各地异代方言的《方言》为“悬诸日月不刊之书”，而对《太玄》也极尽鄙薄，“恐雄为《太玄》经，由鼠坻之与牛场也。如其用则实五稼，饱邦民，否则为抵粪，弃之于道矣。”

但一些卓有远见的人却对这部著作给予了极高评价。

同时代的大学问家桓谭就认为扬雄卓尔蹈孔子之迹，鸿茂参贰圣之才！“子云所造《法言》、《太玄》经也，玄经数百年，其书必传。”东汉张衡更是以一个科学家的立场评价说：“吾观《太玄》，方知子云妙极道教，乃与五经相似，非徒传记之属，使人难论阴阳之事，汉家得天下二百岁之书也。复二百岁，殆将终乎？所以作者之数，必显一世，常然之符也。汉四百岁，《玄》其兴矣！”

与《太玄》的遭遇不同，《法言》甫一面世就获得广泛好评。

在《法言》中，扬雄确立孔子为宗，指出“仲尼，神明也，小以成小，大以成大，虽山川、丘陵、草木、鸟兽，裕如也。”因之强调，“孔氏者，户也。”表达了愿以孔子作为自己学习门户的自觉，和以孔门儒家作为思想宗旨的立场。他认为，孟子道继孔子，由他传承的学说才是大道，其余诸子之论皆为离经叛道之说。

最为可贵的是，他将老子援引入儒，对儒家经典进行了有选择性的精神补给。“老子之言道德，吾有取焉耳。及捶提仁义，绝灭礼学，吾无取焉耳。”进而指出，“庄、杨荡而不法，墨、晏俭而废礼，申、韩险而无化，邹衍迂而不信。”

在他看来，儒学所宣扬的至真精神至简至易，它虽然是治国安邦、修身论学的最高原则，但它却是一门人生实践之学，是孔孟从个人生命体验中得出的结论，故而不应该存在难解或不可理喻的成分。《法言?孝至篇》写道，“或曰：圣人事异乎？曰：圣人德之为事，异业之。故常修道者，本也；见异而修德者，末也。本末不修而存者，未之有也。”

扬雄认为，对于儒家精神的理解最好从常识入手，不能人为地赋予其神秘色彩。这就对西汉当时盛行的神秘天人感应说和谶纬迷信思想，以及种种荒诞怪异之论，进行了尖锐的批评，“或问：赵世多神，何也？曰：神怪茫茫，若存若亡，圣人曼云。”（《法言?重黎篇》）“或曰：甚矣，传书之不果也。曰：不果则不果矣，又以巫鼓。”（《法言?君子篇》）扬雄认为，流传的纬书不但不实，而且滥用巫术鼓吹，实为荒诞不经之论。

他在《法言?吾子篇》中写道，“古者场墨塞路，孟子辞而辟之，廓如也。后之塞路者有矣，窃自比于孟子。”可见，他不仅将自己自比为孟子，以孔孟之道的直接传承者自居，而且给自己定下了责无旁贷的大任，以一己之力，廓清儒学发展道路上的塞路者，尽己之能恢复业已被篡改的经典儒学的真面目，展示儒家的精神原貌。

“儒者陵夷此道穷，千秋只有一扬雄。”这是千年之后王安石对他的感叹。司马光更是推尊他为超荀越孟的一代大儒。

其实，以思想建树而言，扬雄的造诣远逊于孟子，但他在儒学被谶纬神秘思潮包围的西汉末年，能重新廓清传统儒学，辟阴阳家之言，使儒学与之截然分离，实乃功勋卓著。

（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