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
这种天性的养成，却和一个人有着直接的关系。
扬雄在《答刘歆书》中自言：“雄少不师章句，亦于五经之训所不解。……独蜀人有严君平、临邛林闾翁孺者深好训诂，翁孺与雄外家牵连之亲。又君平过语，有以私遇，少而与雄也。”
一个是通明训诂，尤晓异代方言的远亲林间翁孺，这对他后来写成《方言》著作影响巨大。
另一位就是严遵。严遵，字君平，成都人。原名庄遵，后为避汉明帝刘庄之讳，改名严遵。清虚自守，自甘淡薄，德高学深，而且不屈身事人，是一位隐于市井的高人。自甘贫贱，卖卜于市，数十年不改其业。这位老先生还有个怪癖，每天只为数人卜筮，“得百钱足以自养，则闭肆下帘而授《老子》”。《汉书》说，“君平年九十余，遂以其业终，蜀人爱敬，至今称焉。”
这样的人的确让人钦敬，何况是亲闻咳唾的学生。扬雄在《法言?问明》中称赞乃师：“蜀庄沈冥，蜀庄之才之珍也，不作苟见，不治苟得，久幽而不改其操，虽隋、和何以加诸？举兹以旃，不亦珍乎！吾珍庄也，居难为也。”
以隋侯珠、和氏璧形容乃师，且“吾珍庄也”的扬雄，可见对老师学问及人品的深切服膺，严遵的“不作苟见，不治苟得，久幽而不改其操”，自然影响到他的为文与为人。
于是，扬雄“清静亡为，少奢欲，不汲汲于富贵，不戚戚于贫贱，不修廉隅以徼名当世”的天性，也就找到了答案。
这样的人，自然永远不合时宜。
汉哀帝登基之后，先前不可一世的王氏外戚集团大厦立倾，代之的是新外戚丁、傅两姓的权倾朝野，哀帝的同性恋友董贤也如日中天，炙手可热。所有跟随这三家跑的人都得到升迁重用，表现奇佳者如朱博，火线提拔官至臣相。
罢黜或升迁，那是他们的事情，这一切又与我有什么关系呢？不为外界吵吵嚷嚷所动的扬雄，更像个得道的高僧。他关起门来，将喧嚣避之门外，为自己的书案保存一份雅静。
赋，是坚决不写了，那就追《老子》、《易经》之意，发自己之怀，写写《太玄》吧。没有什么目的，只是想在这纷乱扰嚷的世界守住自己这颗泊如的心灵。
电影《全民公敌》主人公迪恩有句著名的道白，“当你周围全是**，而你还守护着处丨女丨的贞操，那么你就会成为公敌，遭到所有人的耻笑与挖苦。”
扬雄就处在被嘲笑的位置。
他没有为此愤怒，或者不屑一顾置之不理，而是写下一篇《解嘲》，用对话的方式为自己解嘲，同时讥笑那些嘲笑者。
《解嘲》中，客问“今子幸得遭明盛之世，处不讳之朝，与群贤同行，历金门上玉堂有日矣，曾不能画一奇，出一策，上说人主，下谈公卿。……顾而作《太玄》五千文，支叶扶疏，独说十余万言，深者入黄泉，高者出苍天，大者含元气，纤者入无伦，然而位不过侍郎，擢才给事黄门。意者玄得毋尚白乎？何为官之拓落也？”
扬子回答，“当途者入青云，失路者委沟渠，旦握权则为卿相，夕失势则为匹夫……当其有事也，非萧、曹、子房、平、勃、樊、霍则不能安；当其亡事也，章句之徒相与坐而守之，亦亡所患。故世乱，则圣哲驰骛而不足；世治，则庸夫高枕而有余，故默然独守吾《太玄》”
从这问答中可以看出，扬雄的人生取向不是无所进取，躲于书斋不理世事，而是有着“邦有道则仕，邦无道则可卷而怀之”的鲜明儒家情怀。因为他比别人看得更清澈，天下大乱，朝廷颠簸，大臣们相互倾轧，“旦握权则为卿相，夕失势则为匹夫”，此为我所不屑，所以“默然独守吾《太玄》”。
这种人生取向，同样可以追溯到他求学时面对屈原的态度。
扬雄早年深以屈原之文远远超过司马相如为奇，对屈原不遇明君，自沉于江的遭遇深表哀惋。长发，宽袍，玉珮，香草；一片浩淼的大泽，一颗枯瘦的诗魂，一声回响天宇的叹息，一弯跃向汨罗的弧度。这种种意象在深喜辞赋同为文人的扬雄心中，激起了更大的波澜。“悲其文，读之未尝不流涕也”。
但扬雄并不以屈原怀石自沉的做法以为然，他认为，“君子得时则大行，不得时龙蛇，遇不遇命也，何必湛身哉？”怎么能以自戕的方式来结束自己？于是，作《反离骚》一篇，诗人气质十足地自岷山投于江中，以祭屈原。
仔细看，扬雄这短短的一句话，其实来自三个古人的嘴中。
老子曾对问礼洛阳的孔子说：“君子乘时则驾，不得其时，则蓬莱以行。”孔子告诫弟子说，“道之将行也与，命也；道之将废也与，命也。”荀子在《宥坐》中说，“遇不遇者，时也；死生者，命也。今有其人，不遇其时，虽贤，其能行乎？苟遇其时，何难之有！故君子博学深谋，修身端行，以俟其时之处。”
将学问的探讨与个人人格的修养融为一体，这一点显然与董仲舒之后的那些经学家有着本质的差异。以儒为本，援道入儒的思想学术根基，使得扬雄始终能甘坐在冷板凳上，博学深谋，修身端行，心无旁骛，守己持正。
在扬雄看来，被时儒改造过的经学化的儒学，或谶纬化的经学彻底歪曲了经典儒家的真面目，他期望以自己的身体力行来纠正儒学发展中的偏向，从而纯净儒学，重振儒家精神。
这就是《汉书?扬雄传》中所说的，“雄见诸子各以其知舛驰，大抵诋訾圣人，即为怪迂，析辩诡辞，以挠世事，虽小辩，终破大道而惑众，使溺于所闻而不自知其非也。及太史公记六国，历楚汉，讫麟止，不与圣人同，是非颇谬于经。致人时有问雄者，常用法应之，撰以为十三卷。象《论语》，号曰《法言》。”
能站在客观的学术角度对太史公说三道四，在中国，扬雄是第一人。
（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