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成都，色泽绮丽，风致曼妙，钟灵毓秀，如诗如画。它似乎天生就与诗赋，与文人骚客有着一种密不可分的关系。
历经安史之乱后的杜甫，从同谷出发辗转来到成都，于西郊的浣花溪畔营建了“万里桥西一草堂”后，立刻被这里秀美风光所陶醉，慨然写下“喧然名都会，吹箫间笙簧。信美无与适，侧身望川梁。”
初来乍到成都的李白，为其景色赏心悦目，吟出“九天开出一成都，万户千门入画图。草树云山如锦绣，秦川得及此间无？”
刘禹锡观锦江美景，快意顿生，以一首《浪淘沙》抒发胸臆，“濯锦江边两岸花，春风吹浪正淘沙。女郎剪下鸳鸯锦，将向中流匹晚霞。”
陆游在成都生活了8年，晚年回到故乡绍兴，他仍心怀梦荥，感慨那是自己最好的人生时光，“春夜挑灯话别愁，此心已在锦江头。旧时处处尘昏壁，想复长吟为小留。”
这片土地就是如此神奇，充满诗情画意。那么，它孕育出自己的诗赋大家就一点也不奇怪。
事实是，早在汉初，汉赋奠基人、赋论大师、文学大师司马相如就出生在这里。
他的赋，势体宏大，文思萧散，控引天地，错综古今。鲁迅在《汉文学史纲要》中高度评价，“赋莫若司马相如，文莫若司马迁。不思故辙，自摅妙才，广博闳丽，卓绝汉代。”班固、刘勰称之为辞宗。
最为厉害的是，他以一首赋作走上政治舞台。汉武帝刘彻于偶然之间读到《子虚赋》，喜欢至极，以为是古人之作，叹息自己不能和作者生于同一个时代。狗监杨得意对刘彻说：“此赋是我的同乡司马相如所作。”刘彻惊喜之余马上召见，司马相如又以一首《上林赋》，深得刘彻嘉许，被封为郎。
可以想见，自幼就喜欢辞赋，且生于斯、长于斯的扬雄，对这位前辈乡贤是如何的钦敬有加，佩服不已。在扬雄心目之中，相如“弘丽温雅”的赋作堪称典范，于是，“每作赋，常拟之以为式。”
历史再次重演，又一位赋作大家在这片土地上站立起来。
真是像极了！只不过在这出里，汉武帝换成了汉成帝，杨得意换成了杨庄，司马相如则换成了扬雄。
在《答刘歆书》中扬雄自道：“雄始能草文，先作《县邸銘》、《王禦颂》、《阶闼铭》及《成都城四隅铭》。蜀人有杨庄者为郎，诵之于成帝。成帝好之，以为似相如，雄遂以此得外见。”
公元前12年，汉成帝元延元年，42岁的扬雄接到诏令，离开成都，以一个文学家的身份走入大汉都城长安。
(待续）
三
长安，自古以来究竟牵系了多少人的绮丽梦想？
与扬雄隔了754年，唐玄宗天宝元年，同样是42岁的李白也接到来自长安的诏令，为此他欣喜若狂，不仅“呼童烹鸡酌白酒”庆贺，而且“仰天大笑出门去，我辈岂是蓬蒿人！”他天真地认为就此可以实现“愿为辅弼”的远大志向，能够破柴门，济苍生，安社稷。但最后，现实将他的美梦彻底击碎，只能自叹“冠盖满京华，斯人独憔悴”。
而长安之于扬雄，却既没有梦想，也没有期待，更没有奢望。他甚至上书成帝提出要求，“愿不受三岁之奉，且休脱直事之由，得肆心光意，以自克就。”做一个潜心书斋自由自在的文人。汉成帝笑了，下诏不夺奉，并且令尚书赐笔墨钱六万，观书于石室。
来，是承诏而来，没有受宠若惊，甚至连过多的欣喜也没有。留，是顺承上意，没有身居要津的顾盼自雄，更没有放眼未来的雄心勃勃。泰然如素，平静恬淡。那就在待诏承明庭的黄门侍郎位置上，运用自己的才思，踏踏实实地做个粉饰太平，讴歌时代的御用文人吧。
他偏不。
由楚骚衍生出的汉代大赋，特点是“铺采摛文，体物写志”，侧重写景，借景抒情。他要用手中的笔，在赋中上讽谏之意，抒针砭之怀。
公元前12年正月，汉成帝郊祠甘泉泰畤、汾阴后土，以求继嗣，扬雄跟随其后，回来后作《甘泉赋》以讽谏。
同年三月，成帝帅群臣横大河，凑汾阴。祭罢，一行浩浩荡荡游行于名山大川，走到殷、周废墟时，成帝眇然以思唐、虞之风。扬雄以为，临川羡鱼不如归而结网，献上《河东赋》以针砭。
公元前11年12月，成帝羽猎，扬雄随从。他认为帝王宫馆、台榭、沼池、苑囿、林麓、薮泽，财足以奉郊庙、御宾客、充庖厨而已，不夺百姓膏腴谷土桑柘之地。然至羽猎、田车、戎马、器械、储偫、禁御所营，尚泰奢丽夸诩，非尧、舜、成汤、文王三驱之意也。又恐后世复修前好，不折中以泉台，又写下《羽猎赋》以讽刺。
公元前10年，成帝想在胡人面前显摆，发民捕猎，然后将熊罴、豪猪、虎豹、狐菟、麋鹿，载以槛车，送到长杨射熊馆。让胡人手搏，自取其获。扬雄为此写出《长杨赋》，借翰林为主人，子墨为客卿以讽刺。
然而，无论《甘泉》、《河东》，还是《羽猎》、《长杨》，均写得返虚入浑，积健为雄，超以象外，得其环中，如同空潭泻春，古镜照神，美轮美奂，赢得包括汉成帝在内的所有欣赏者为之掌声如潮，赞不绝口。
但，惟独作者闷闷不乐。
扬雄开始进行自我反思，“雄以为赋者，将以风也，必推类而言，极丽靡之辞，闳侈巨衍，竟于使人不能加也，既乃归之于正，然览者已过矣。”（《答刘歆书》）
他认为讽谏是赋的使命，在华丽的辞藻、盛大的铺排中，借景抒怀，推类明意，现在呢，看赋的人只见到浮华的文字表面，而无视意欲表达的讽谏主题，这就失去了作赋的本意，岂不悲哉？
进而他联想到往时武帝好神仙，司马相如向汉武帝上《大人赋》，本来想讽谏他好仙追神的虚无，汉武帝看后却反而飘飘有凌云之志。
扬雄得出结论，“赋劝而不止，明矣。”既然不能劝谏，那么赋就不光是“雕虫小技”，而且“颇似俳优淳于髠、优孟之徒，非法度所存贤人君子诗赋之正也”，壮夫不为。
于是，辍不复为。
做为与司马相如齐名的汉大赋泰斗，自此，他再也没写过一篇赋作。
这是天性使然。
（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