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
《小戴礼记》的勃兴与流传，缘于一次史上著名的会议——石渠阁会议。
隔着历史长河往回看，这既是一次政治会议，也是一场学术会议。因其政治与学术的双重属性，这次会议历来备受后世学界关注。
原因很简单，自汉武帝采纳董仲舒、公孙弘建议，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置五经博士，讲授儒家经典著作以来，儒学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发展。朝廷把《易》、《书》、《诗》、《礼》、《春秋》定为重要学习内容进行广泛讲授传播，全社会的知识分子几乎全部投身于儒术，对经学的学习、讲授、解说形成一股宏大的时代学术潮流。
梁启超先生将之定义为“时代思潮”。他在《清代学术概论》中说，“凡文化发展之国，其国民于一时期中因环境之变迁，与夫心理之感召，不期而思想之进路，同趋于一方向，于是相与呼应汹涌，如潮然。凡‘思’非皆能成‘潮’，能成‘潮’者则其‘思’必有相当之价值，而又适合于其时代之要求者也。凡时代非皆有思潮，有思潮之时代必文化昂进之时代也。其在我国，自秦以后，确能成为时代思潮者，则汉之经学、隋唐之佛学，宋及明之理学，清之考证学四者而已。”
汉代经学的兴盛，不光是梁先生所说的学人因环境变迁，与共同的心理感应，还应该加上国家政权的大力推行。
由于解说者日多，探研者日众，儒家经典的阐释，一方面呈现出一派云蒸霞蔚的文化繁荣局面，另一方面也由于解说与传授者个人思想观点或能力等原因，随之出现了名经流传中歧见异说越来越多的情况。
一个钟表可以告诉人时间，墙上一排走时各不相同的钟表，就使人如坠雾中，不知所从。
公元前51年，汉宣帝在甘露三年亲自主持召开石渠阁会议，“诏诸儒讲五经同异”，评定其正误，解决儒学内部的理论纷争，钦定儒经的标准版本，以促进儒学统一化、标准化、规范化。
石渠阁，位于未央宫北，汉初由萧何建造，以藏入关所得秦之图书典籍。因阁下凿石为渠以导水，故名石渠阁。戴圣，以五经之中《礼》的博士身份，与当时著名的文人学士闻人通汉、施仇、梁丘临、欧阳地余、刘向等，一起参加了这次重要会议。
脚下流水潺潺，阁上众说纷纭，的确是个坐而论道，明辨是非的好场所。
值得注意的是，同为博士的戴德却没有出现在出席者行列。可以看出，他的学术地位远不及侄子戴圣，否则这次颇具权威的大型学术研讨会不会将他拒之门外。这也许正是日后《大戴礼记》不传的根本原因。
（待续）
六
石渠阁会议取得的成绩并不大，远不能说圆满成功。但此次会议，却改变了礼经的际遇。
戴圣作为礼学专家身份出现，主要负责五经中《礼》的评定。他论定并博采诸家礼说，辑成《礼记》四十九篇，世称《小戴礼记》，后来经郑玄作注成为今天我们看到的《礼记》。
作为儒家五经，《诗》、《书》、《礼》、《易》、《春秋》共同的特点是，祖述尧舜，宪章文武，宗师孔子，崇尚礼乐，弘仁扬义。但它们彼此也各有偏重，《易》主要涉及的是哲学，《诗》主要涉及的是文学，《书》涉及的是政治，《春秋》涉及的是史学，而《礼》主要涉及的是规范与准则。通俗讲，它的作用就是“安上治民，莫善于礼。”
戴圣的《小戴礼记》属于在民间流布的古文经学，但却从此成为官学，后来乃至摆脱《仪礼》的从属地位，不仅喧宾夺主，而且最后一枝独秀。
在戴圣之前，正如汉高祖青睐儒家是从礼仪开始，《礼》的内容主要是各种具体繁琐的制度，是各种场合下礼仪的具体要求与规定，它更多表现在刻板而机械的形式规定中，而缺少微言大义，所以很难让人置喙其中，在其间阐发独见。戴圣的《小戴礼记》用其独特的“记”之形式，彻底改变了礼经的缺陷。使《仪礼》这本春秋战国时代礼仪制度汇编，成为了战国至秦汉年间儒家学者解释说明《仪礼》的文章精选。
这里涉及到一系列绕不开的学术概念，容我粗略一谈。
经学研究是汉代学术的核心，它的本源是先秦儒学的《诗经》、《尚书》、《仪礼》、《易经》和《春秋》。经学著作的体裁统而言之，有经、传、说、记、章句、训诂、笺等几种。
经，是指先秦儒家原始著作；传，是对经的阐发性著述，而且专指战国至汉初儒学先师的权威性著述，如《易经》的《易传》，《春秋》的《公羊传》；说，出现于西汉中期，是汉儒对经和传的阐释；记，是对经、传的补充记录与说明，将必要但“名不见经传”的东西补录，所谓的学有所记，以进一步阐扬经的大义宏旨。
因而，《小戴礼记》走出了传统礼经的藩篱，开拓出一个朗天阔地的崭新世界。
它所包涵的内容，不光记载和论述先秦的礼制、礼意，解释《仪礼》，记录孔子和弟子等的问答，记述修身作人的准则，其内容广博，门类杂多，涉及到政治、法律、道德、哲学、历史、祭祀、日常生活、历法、地理等诸多方面，几乎包罗万象，集中体现了儒家的政治、哲学和伦理思想。
后来东汉末年经郑玄为《小戴礼记》作注，戴圣的《礼记》便从此盛行不衰，而且由原为解说经文的著作，逐渐使自身就成为经典。
到唐代，它被列为“九经”之一，唐朝国家设科取土，把近二十万字的《左传》和十万字的《礼记》都列为大经，五万字的《仪礼》和《周礼》、《诗经》等列为中经。因为《礼记》文字比较通畅，难度较小，且被列为大经。
到宋代，它又被列入“十三经”之中，为士人必读之书。
到明朝，《礼记》的地位进一步提高。汉朝五经里有《仪礼》没有《礼记》，明朝的五经里却是只有《礼记》而不见《仪礼》了。
一路行走，一路光明，一路凯歌，一路高进。至此，《礼记》鸠占鹊巢，完全取代了《仪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