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

一个学人的最大能耐，是能以盘桓于心中的浩然之气养一己之身，不为威武所屈，不为富贵所淫，不为贫贱所移。故而，流放到海南烟瘴荒蛮之地的苏东坡，可以欣然有得地说，“日啖荔枝三百颗，不辞长做岭南人”。

董仲舒也果真了得，可以用自身的刚正罩住自己，百毒不侵。“尤纵恣，数害吏二千石”的胶西王，并不敢怎样董先生，“闻仲舒大儒，善待之。”但与此物相伴，终非心愿，何况，董仲舒也担心在此久留，难免获罪，于是以病为由，请免归家。

一为江都王相，一为胶西王相，服务对象均为生性残暴、骄纵跋扈的汉武帝哥哥，这就是董仲舒的全部政治生涯。班固感慨地说：“凡相两国，辄事骄王，正身以率下，数上疏谏争，教令国中，所居而治。”

终于离开那个永不适合自己的政坛了。

那就关起柴扉，潜心学业，在青灯一盏、书籍环绕中了此残年吧。如晚年的孔子一样，司马迁说他“推《春秋》之义,颇著焉。”班固详细指出，“仲舒所著，皆明经术之意，及上疏条教，凡百二十三篇。而说《春秋》事得失，《闻举》、《玉杯》、《蕃露》、《清明》、《竹林》之属复数十篇，十余万言，皆传于世。”

但汉武帝没有忘却这个归隐的文化老人，甚至是直到这时，他才让董仲舒发挥国之重器的能量。做为帝国的智囊，汉武帝此前没有有效启用他，但从此开始却来向他不断讨要智慧。

一个翠华摇摇的马队从西安城迤逦而来，恭敬地停在这个不起眼的宅第前，然后带着释疑后的愉悦神情告辞而去，“仲舒在家，朝廷如有大议，使使者及廷尉张汤就其家而问之，其对皆有明法。”

这里俨然成为大汉帝国的政策咨询所与研究室，谁能想到，一个个关乎国计民生的重大方针、政策，一条条影响帝国走向的战略部署，都经过这个简朴草堂里的老人的斟酌与审量。

董仲舒不光是被动地接受请教，他人在林下，心怀万民，时时致书魏阙，对时政予以点拨指正。《汉书?食货志》中记载董仲舒提出“限民名田”、“盐铁皆归于民”、"去奴婢，除专杀之威，薄赋敛，省徭役，以宽民力”等等政论主张，应该皆是此时的发言。

其实，这就够了。

做为一个发幽启明的学人，他著作等身，影响深远。“仲舒所著，皆明经术之意，及上疏条教，凡百二十三篇。而说《春秋》事得失，《闻举》、《玉杯》、《蕃露》、《清明》、《竹林》之属，复数十篇，十余万言，皆传于后世。掇其切当世施朝廷者著于篇。”令后学者有所统壹，为群儒首。

做为一个独有创树的儒宗，他用全新的思想影响了一个帝国的政治走向，“及仲舒对册，推明孔氏，抑黜百家。立学校之官，州郡举茂材孝廉，皆自仲舒发之。”并从此确立了儒学在中国政体所居的正朔之位。

公元前104年，董仲舒卒，享年85岁。

梁启超说：“两汉之以著述得名,惟江都（董仲舒）、龙门（司马迁）二子独有心得,为学界放一线光明。”又盛赞“江都《繁露》，虽以说经为主，然其究天人相与之故，衍微言大义之传，实可为西汉学统之代表。”

其实，今文经学虽自西汉末年遭到古文经学的严重冲击，但以公羊春秋学派立宗的董仲舒，在东汉时代仍然影响巨大，不仅东汉明帝马皇后尤善董仲舒之书，而且应劭等人仿董仲舒的写作体例，撰《决事比例》、《春秋断狱》等著书，可见其香火有传，后学有继。

北宋司马光诗云：“吾爱董仲舒，穷经守幽独。所居虽有园，三年不游目。邪说远耳去，圣言饱满腹。发策登汉庭，百家始消伏。”

守一己幽独，在穷经中皓首，于枯灯下消磨，这是他为自己人生所作的注，同时也是为千载之下的所有文人塑造的精神蜡模。

（本文毕）

戴德、戴圣：在冷学中振衰继绝

回到儒家最初的思维坐标中。

在孔子庞大而系统的学说体系中，有三个字眼十分重要——“仁”、“礼”、“中庸”。

为了建立一个“均、和、安”终极和谐社会，人首先要通过自身持之以恒的内外双修陶冶情操，提升性灵，完善德性生命，这是以“仁”化人；其次要规范社会秩序，建立人伦范式，确立人际等级，就必须克制自己非分之欲，这是以“礼”律己；第三是面对纷繁驳杂的社会问题，要有一种统一思想来作方法论，在此思考向度里始终能让自己保持适中而不偏颇，这就是以“中庸”率思。

与“仁”一样，“礼”是儒家文化的核心。由此可见礼的重要性。荀子在他的《礼论》中，将礼的作用解释得十分明畅，“人生而有欲，欲而不得，则不能无求，求而无度量分界，则不能不争。争则乱，乱则穷。先王恶其乱也，故制礼义以分之。”

止乱定分，罢贪安心，构建一个文质彬彬的和谐社会，这是礼的出发点，也是其根本归宿。清代学者淩廷堪精辟地说：“上古圣王所以治民者，后世圣贤之所以教民者，一‘礼’字而已。”

而做为儒家重要学术思想的《礼经》，与《诗经》命运一样，也几乎被秦始皇的那把大火吞噬。

幸而有两对叔侄，他们在共同的文化自觉促使下，产生了共同的文化使命。他们一前一后，几乎在同时组成两个文化抢救方阵，一队负责营救《诗经》，一队负责抢救《礼经》。

中国真是幸甚！

有意思的是，这两对叔侄均为邯郸人。前一组名叫毛亨、毛苌。因了他们，《诗经》很安详，欢悦地一直传诵到了今天。

后一组名叫戴德、戴圣。因了他们，《礼经》终无恙，中华文化书库没因它的缺失而让我们生憾。

一

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中，儿童启蒙读物《三字经》对中国的文化人都有着重要的初级普及与早期哺乳作用。

在这短短的千字顺口溜中，就有“大小戴，注《礼记》，述圣贤，礼乐备”之句。这里所说的大小戴，即是戴德、戴圣。

想象着无数代童蒙未开的儿童，用他们稚嫩的腔调，念着大小戴的名字，从此走进课堂，用光明启眼，在心中植绿，自觉融入大雅传诵、礼乐久熏的中国文化血脉之中，心里顿时感觉难言的一种舒畅。

戴氏，史称世居魏郡斥丘，即今邯郸市成安县。

戴德，字延君，号大戴。戴圣，字次君，号小戴。他们在汉宣帝时均为博士，戴德官至信都王刘嚣的太傅，戴圣曾为九江太守。

叔侄二人还是同学，他们共同的老师是西汉著名经学家后苍。

如同儒家其他经典的师承有序，注重家法一样，礼经的传承也有着完备的谱录。据《汉书?儒林传》记载，秦灭汉兴之后，有一位叫高堂生的鲁地之人传《士礼》十七篇。另外有鲁地的徐生善为礼容，经其子徐延传至弟子公户满意、桓生、单资、萧奋，再传至孟卿，孟卿继授后仓、鲁闾丘卿，后仓再授沛闻人通汉、戴德、戴圣、庆普。戴德、戴圣、庆普三人分别为《礼》作记，各自成为《大戴礼记》、《小戴礼记》、《庆氏礼记》。这之后，礼学形成了大戴、小戴、庆氏之学。庆普再授夏候敬、庆咸，戴德授徐良，戴圣授桥仁和杨荣。

文化离不开那些弯腰的悉心传授者，没有他们文化就没有上游，没有继往。

文化同时离不开那些仰面的勤奋继承人，没有他们文化将没有下游，没有开来。

在这条绵延曲折、薪火相继的漫长文化接力路上，所有的传递者都肩负着双重文化身份，他们既是继承人，同时也是传授者。

戴德、戴圣也不例外。

而在《礼经》的传承之路上，最显眼的却是他们。那就是戴德的《大戴礼记》85篇，戴圣的《小戴礼记》49篇。而在时光的侵蚀下，庆氏之学被湮没了，戴德的《大戴礼记》慢慢消失在了人们的视野之外，只剩下了侄子的作品熠熠生辉。

我们今天读到的《礼记》，就是戴圣的《小戴礼记》。但，我们很难据此就简单说这是侄子戴圣的幸运，或叔叔戴德的不幸。

（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