赞同并谢谢华夏长城长。

孟子讲过，仁与不仁，犹水与火，不光对立存在，而且后者对前者有着轻松的颠覆作用。

人性中之善良一面，被承认，被宣扬，被推举，被广泛法式，这应该是一个民族或国度的骄傲。

相反推广人性恶的一面，才是值得唾弃的。如希特勒用屠戮煽动民众的邪恶，斯巴达用尚武推广它族群的粗野，文革用泯灭人性唤起人的兽性等等，才是真正的反人类，反社会。

儒家有自身缺点，但它的发展历程也正是一个不断克服缺点，不断完善自身的过程。

在中国民初以前，所有的读书人都接受的是儒家经典教育，其中代有人继的大批志士仁人，他们正是儒家中的杰出代表。

所谓的愚民、奴化说，实在是望月而吠。

@华夏长城长2012-03-1311:00: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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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的，儒学在孔子那里当然没问题。

儒学自孔子后，因其分支，蔓延，再加之从汉代开始历代儒家人物对其的人为改造、修订、注传，所以形成了歧义广泛的今天“儒家”总称。

所以，为恢复原初儒旨，再现儒家精神原貌，一代代学人都在做着纠偏匡正工作。而在这校正工作中，就又存在着新的误差，乃至此说流衍广布后，形成新的儒学末流。所以，我说儒学与其他思想学说一样，原初点没问题，洁白无瑕，但随时光的侵蚀，却人为性质地附加上了许多错误乃至谬枉。

比如，道家在老庄那里是道法自然的，后来却成了跳大神，做法事，拿小鬼的神怪之物。

关于“民可使由之”，在下曾在《论语是用来养心的》拙著中发表过自己的看法，粘贴来，供批判。

【泰伯09】

〖原文〗

子曰：“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

〖释意〗

孔子说：“在上者指导民众，有时只可使民众由我指导而行，不可使民众尽知我所指导之用意。”

〖啖言〗

一个在人类思想史上有着卓越贡献的伟大哲人，却被几千年后的一群无知愚氓粗野地揪出批斗，甚至被他们极端无礼地以生*器之名来侮辱性称呼，除了孔子，世界上恐怕再无第二位。

孔子生前说，“后世知丘者以《春秋》，而罪丘者亦以《春秋》。”老先生实在过高估价了后人，他不知道总是在一知半解中断章取义的后人，有时和狗一样爱叫，而且是一犬吠形，众犬吠声。

老先生被指责的第一条罪状就是这句话，“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文丨革丨中的红卫兵们咬牙切齿、义愤填膺地说，这不是在帮统治者愚民吗？！

火气很大的当年孩子们，你们只说对了一半。

孔子的确是在为帝王统治出主意，但却并非是在愚民。否则，他一生中敞开校门办学，坚持有教无类教育方针就一点也说不通。

问题出在哪里呢？一方面出在孔子的文辞极端简约上，一方面出在后世之人的理解力弱化上。他们望文生义，武断理解，最终是歪曲原意，粗暴指责。

这怪不得大家。博学如康南海、梁启超，不也在这句话上大费脑筋？甚至，出于维护孔子声誉的良好愿望，将逗号辛苦地来回搬了两次。

其一是：“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

其二是：“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

妙手裁减，巧夺天工，这样一重新断句，字面上确实貌似不“愚民”了，但实质上是种刻意的掩饰，仍是对孔子的曲解。

我的意见，标点不可动，文字不用挪，不必为它作抽脂隆胸手术。

我们该怎样正确理解呢？

可以参考两本书。一是对孔子思想形成有重要影响的《周易》，一是集孔子思想之大成者的《孟子》。《周易》有言：“百姓日用而不知。民性不皆明，有智在中人以下者，故有不可使知者。”《孟子》中说：“行之而不着焉，习矣而不察焉，终身由之而不知其道者，众也。”

当春秋之际，文化还只是被少数精英所拥有，所掌握。大众因广泛缺乏受教育机会，所以造成一个客观事实是，群众普遍理解能力低下。虽然日习，但浑然不觉，尽管日用，然懵懂不察。如果每项政策在推行前，必先将其出台背景、重大意义及长远影响等等家喻户晓，使得妇孺皆知，则一定空耗许多精力，费无尽口舌，而最后不见得能有半点功效。

就像一个悉心的妈妈，在为幼儿制定科学合理的膳食菜谱，难道一定要向小家伙讲清这样搭配最富营养，如此进食最有益成长，而且还必须征得孩子的同意才能喂食？

那就可笑了。孔子说过，“中人以上，可以语上也。中人以下，不可以语上也。”许多事情，因相与言说的对象不具备倾听的条件，而对之必须保持缄默。

简单到文字生发的无限美意，即便是学富五车、胸藏湘锦的大家，也并非是因他先领略了文字的美感，而后投身阅读与写作生涯。他必是从一个被家长或老师“使由之”，被动进入学习的无知娃娃起步，一步步“知之”，并渐入佳境，从而制造美，也享受美的。

所以，孔子的目的绝非愚民，而是因为民愚，才提出的更符合客观实际的政经方略。

顺便也为老子解解困。《道德经》第52章：“古之善为道者，非以明民，将以愚之。民之难治，以其智多。故以智治国，国之贼；不以智治国，国之福。”后世许多措大因这句话，也将愚民专制的帽子扣在了老子头上。

其实，老子和孔子一样委屈。他生值乱世，深感造成纷扰的根源就在于人们竞相伪饰，勾心斗角，因此才提出弃圣绝智、返朴归真的主张。希望包括帝王在内的所有人们，不要沦陷于世俗的价值漩涡，在斗智玩巧中乱花迷眼，从而丧失质朴与淳厚的人性。

倘能起老聃、孔丘于地下，俩老头儿一定会莞尔一笑的吧。

六

公允地说，董仲舒的“天人三策”的确为汉武帝推行“独尊儒术，罢黜百家”提供了系统而完备的理论支撑，但同样不能忽视公孙弘为这一划时代新政的实施，所作的实践性努力。

甚至可以说，没有公孙弘上奏章，提出一系列制度性保障，并使之经汉武帝首肯，获得法律保护，董仲舒的理论仍不可能在西汉帝国遍地开花。

司马迁与班固在这个认识上相当一致，他们说，“公孙弘为学官，悼道之郁滞”，于是上书建议兴教化，为博士置弟子员等。正是因他的努力，“自此以来，则公卿、大夫、士、吏斌斌多文学之士矣。”

就是这样两个联袂主演西汉王朝去黄老、兴儒学意识形态改革大戏的人，怎么会出现其中一方欲置另一方于死地的怪事情呢？

除了前面所说董在信中“以弘为从谀”，还有一件属于学人之间的尴尬事，“公孙弘治《春秋》不如董仲舒，而弘希世用事，位至公卿。”

答案也许出来了——嫉妒，然后由嫉生恨。

《汉书》中多处对公孙弘的人格进行了评价，说他“习文法吏事，饰以儒术。”辕固为此甚至当面批评他，“公孙子，毋曲学以阿世。”而且“为人意忌，外宽内深,，诸尝与弘有隙者，虽佯与善，阴极其祸。”

用手段搞死主父偃是其例一，用阴谋徙董仲舒为其例二。

如此一个在人品与学术上双重低劣的人，自然会将所有品学兼优的人，视为自己的敌人，必用龌龊手段除之而后快。

但，这样的说法未免过于浅显。

因为睿智如刘彻，他不会糊涂到随便就封一个人格与学问均有问题的布衣为侯，后来更是拔擢任命为宰相。

汉武帝的思想根基，一生始终坚持外儒内法。虽然高举的文化大旗是“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标榜的是儒家思想，但那是他的政治策略，真正推行的却是王霸主义，这是他一生恪守的政治路线。

“习文法吏事，饰以儒术”的公孙弘认为，“有功者上，无功者下，则群臣逡；罚当罪，则奸邪止；赏当贤，则臣下劝。”“礼义者，民之所服也，而赏罚之，则民不犯禁矣。”这已经看出，公孙弘的思想中是以法为主，辅以德教。如此，公孙弘的“儒家”思想，才恰恰迎合了汉武帝这一政治思路。

所以，公元前140年的对策中，董仲舒虽然以“天人三策”深得武帝嘉许，却最后只是被安排到江都任相，而公孙弘却成为帝国朝廷的儒学博士。

当公孙弘成为博士后，“使匈奴，还报不合意，上怒，以为不能，弘乃移病免归。”这其实表明他的行动能力并不受到汉武帝认可，但到公元前130年，公孙弘“复被征为贤良文学，并在对者百余人中，“天子擢弘对为第一”，拜为博士，待诏金马门。而且，自此一路凯歌高进，公元前126年公孙弘为御史大夫，到公元前124年又成为大汉丞相。

其间的微妙原因全在这里。

但汉武帝没忘却安抚董仲舒，因为董仲书的学问的确让他钦佩。

《汉书?儒林传》载：“武帝时，瑕丘江公治《谷梁春秋》，与仲舒并，因而上使与仲舒议，江公讷于口，不如仲舒，卒用董生，尊公羊家，诏太子受《公羊春秋》，由是公羊大兴，并诏吾丘寿王从中大夫仲舒受《春秋》。”

同样是以治《春秋》而名世，在朝廷中位高权重的自己却没有一个流落江都的人影响大，这不能不让公孙弘恼火，并为之气急败坏，进而感觉与对手不共戴天。

就像是以研究殷墟甲骨而知名的郭沫若先生，新中国成立后任中科院院长，大陆自此所有教科书关于此前的殷墟考古成绩一概不谈，王国维、罗振玉、李济、董作斌等等在殷商甲骨挖掘与研究领域具有巨大开创意义的人士从此全部消失，只留下一个借助众多前人成果发自己意见的大师郭沫若。

学术界向来是存在流氓的，无论何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