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知道，董先生是在与狼伴舞。“易王，帝兄，素骄，好勇。仲舒以礼谊匡正，王敬重焉。”（《汉书?董仲舒传》）当这位心起异志的藩王别有用心地问他，“粤王勾践与大夫泄庸、种、蠡谋伐吴，遂灭之。孔子称殷有三仁，寡人亦以为粤有三仁。桓公决疑于管仲，寡人决疑于君。”董仲舒也话中有话地对答：“臣愚不足以奉大对。……粤本无一仁。夫仁人者，正其谊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最终打消了易王的非分之想。

他由此知道，刘姓诸王时刻怦怦乱跳的篡逆之心。

由此，他也更为知道，自己的儒学思想体系对于这个大一统的王朝该有多重要。

其实，远在与汉武帝关于天人三策的问对之中，他就清楚，自己的学说必将大倡于天下，必将盛行于大汉王朝。因为，汉武帝的貌似问策，其实只是他纠结于脑际的朦胧统治思想欲求得学理上的印证，和哲学上的梳理而已。董仲舒的对策与其说是回应，不如说是董先生用自己的思想体系对汉武帝想法进行的一场理论上的廓清。

董仲舒吸收了自春秋史墨至战国邹衍以来，一直延宕的阴阳五行学说，同时汲取了墨家的思想营养，又对以公羊春秋为主的儒家学说进行神秘主义改造，最后形成了自己自成体系又宽广博大的学术体系。

首先，他认为“天人合一”。强调“天子受命于天，天下受命于天子”，这就确立了君主权力神圣不可侵犯性，但过分膨胀、肆无忌惮的君权，又必须受到制约，所以他制造了“天谴”理论。当人君的行为不合天意时，“天出灾害以谴告之，谴告之而不知变，乃见怪异以惊骇之，惊骇之尚不知惟恐，其殃咎乃至。”

其次，他提出“道之大原出于天，天不变，道亦不变”思想。一方面指出道具有自身不变的永恒性，遵循“四时”法则，“五行相生相胜”，另一方面他又指出，“天之道有伦，有经，有权”，要求统治者在坚持道的前提下，能根据实际情况加以权衡、调节，以适应变化中的天道。如果君王违天逆道，又自我不知改过，那么就会发生“有道伐无道”的改朝换代。

再次，他认为“天道之常，一阴一阳”，阴阳合分形成了一切事物对应的内在依据。“人副天数”，故而君臣、父子、夫妇之义，皆取诸阴阳之道，并据此提出三伦之纲。而且将之运用于政治统治，提出阳为德，阴为刑，天道“任德不任刑”。

在董仲舒的思想体系中，天至高无上，主宰并干预着一切。天子无非是天之子，他的任务是替天行道。当他违背这一行为宗旨后，那么，天会降灾以警告，直至“天子不能奉天之命，则废。”

这无疑是个用心良苦的虚构假说。

令人意想不到的是，这个虚构的假说引发了一场自西汉中期就已开始的谶纬怪诞歪风。虽然在东汉中后期受到扬雄、桓谭、王充、张衡的持续批判与清算，但时至今日，这种虚枉不实理论仍在盛行。

但，董仲舒不应该独担始作俑者的恶名。

其实，在董仲舒亲手打开这个潘多拉盒子之前，谶纬阴阳学说早自秦朝就已悄然而生，只是并不显著。例如，《史记?秦本纪》中就有记载，“亡秦者，胡。”最后，大秦虽然不是为匈奴之胡所灭，但确为胡亥所亡。

如果站在公元前2世纪来看，董仲舒这种认识论上的局限，恐怕就不能称之为局限。更何况，汉武帝一生屡信方术之士，追求长生不老，喜欢神神鬼鬼。为推行德政，约束君王，董仲舒暂时搬出这套理论，于世确有裨益。

就像坚持质疑基督，毕生向神学宣战的欧洲思想启蒙大师伏尔泰，他坚持不承认有神，但由于发现无神监督下的人们肆无忌惮，为所欲为，为了公众的粗暴行为在道德层面能实现自我有所约束，他又不得不在他的哲学体系中一次次请出神。

董仲舒的天谴论影响巨大，最先影响的当然是刘彻。汉武帝晚年，追悔自己一生的荒唐行为，在轮台下罪己诏。我认为，这不仅仅是人之将死，其言也善，除了他良心发现，还应考虑的，是董仲舒的理论彻底俘获了这位政治强人。

汉武帝以骠悍的武力征服了匈奴。

董仲舒用强大的思想征服了武帝。

（待续）

五

哲人得到的鲜花，永远是属于后天祭奠性质的。在其生时，他却要一直行走在榛荆之中，命途多舛。

公元前130年，汉武帝元光五年，江都王心血来潮，上书表白自己愿击匈奴，聪明睿智如汉武帝，自然窥得本家哥哥欲拥兵自重的野心，不允。余怒却迁到江都王相董仲舒身上，废为中大夫，居家。

离开那个骄纵跋扈的易王，自己无忧无虑待在家中甚好。阶上可以蹴闻虫籁，窗前可看明月清风，正是钻研学问，著书立说的绝佳时光。

自然，他会常常沉浸在自己的学说之中。

不能简单地说，董仲舒学说中的神秘主义部分纯系虚构，因为他本人确信天人之间一定存在着人副天数的联系，天人之间在信息上也可以实现相互沟通。《史记》载，“仲舒治国，以《春秋》灾异之变推阴阳所以错行，故求雨，闭诸阳，纵诸阴，其止雨反是。行之一国，未尝不得所欲。”

天知道，董先生从哪里学来的这套过硬本领。

公元前129年，辽东高庙、长陵高园殿相继发生火灾，赋闲在家的董仲舒闻听此信，又用他的“以《春秋》灾异之变，推阴阳所以错行”，准备借此向汉武帝推说他的系列政治主张，“高庙不当居辽东，高园殿不当居陵旁，于礼亦不当立。”甚至以切身体会，劝说汉武帝搞肃清运动，“视亲戚贵属在诸侯远正最甚者,忍而诛之,如吾燔辽东高庙乃可，在外而不正者,虽贵如高庙,犹灾燔之,况诸侯乎？”“视近臣在中国处旁仄及贵而不正者忍而诛之，在内不正者，虽贵如高园，犹燔灾之，况大臣乎?”

他应该懂得汉景帝时，晁错为什么而死。但苟利国家生死已，岂因祸福避趋之！这是典型的书生意气。

书生意气的表现是，天真地以为自己立论和行事占据正道，因而血脉贲张，动辄便发，却不懂利害，不计后果。

就在董仲舒的上书还只是桌上的一篇草稿时，他的书房却进来一个最不该看到它的人，主父偃。《史记?儒林传》载：“草稿未上，主父偃候仲舒，私见，嫉之，窃其书而奏焉。上召视诸儒，仲舒弟子吕步舒不知其师书，以为大愚。于是下仲舒吏，当死，诏赦之，仲舒遂不敢复言灾异。”

应该说，诸侯王藩镇势力尾大不掉，是西汉自文帝以来就一直凸现的政治难题，到汉武帝时，这一情况更加严重，董仲舒借火灾申诉的政治主张无疑有利于中央政府，那汉武帝何至于要要董先生的命呢？

这中间有隐情。读史可知，两年后的公元前127年，汉武帝用主父偃正式推行推恩令，用分封诸侯王子弟为侯的方式分解诸侯之势。可见，在董仲舒草此无聊之书时，主父偃也正在为推行推恩令酝酿方案，谋划步骤，见到董仲舒之文怎不起嫉？

汉武帝明知董仲舒出于一片赤心，但鉴于汉景帝时晁错冒然消藩带来的七国之乱，他不能不投鼠忌器。而董仲舒的对策，在他看来根本不可行。于是，就不能不在人前作作样子，貌似后果很严重，领导很生气，以安诸侯王之心。但，又不能真去把这个可爱的迂夫子砍了，“当死，诏赦之。”这就是一出政治哑剧，可惜，董先生没看懂。所以，他自此闭上拳王阿里那样一张乌鸦嘴，再不敢说什么灾异了。

但文人的通病就是，好月旦人物，喜品评士林。

董仲舒也有这病。言灾异的嘴巴是自觉关闭了，但以才子审量世人的嘴巴却不自觉地开着，这就很要命。沈诠期写过一句，“不知黄雀语，能免冶长灾。”意思很浅显：病从口入，祸自口出。

（待续）

果然，口无遮拦的董仲舒因出语不慎，再次得罪了一个人。

他不是别人，正是在大汉朝红得发紫的另一位儒学代表人物，公孙弘。

汉武帝元朔五年，公元前124年，公孙弘任丞相。68岁的董仲舒此时又回到江都易王身边，他可能感觉将余生陪伴在江这么一位凶悍之物旁太过不值，于是他借着自己与公孙宰相同为治《公羊春秋》经学儒生，自然有着他人难比的一种亲近关系，作《诣丞相公孙弘记室书》送给公孙丞相。书中说：“江都相董仲舒，误被非任，无以称职。愿君侯大开萧相国求贤、广选举之门。”

如此这样写下去很好，哪怕对方不屑一顾，或鼻子里哼口轻蔑的浊气，将之揉成一团扔进废纸篓，都没事。最起码不坏事。问题是，董仲舒没这样写下去，他又犯“为人廉直”的正派文人老犯的毛病了。在信中，他“以弘为从谀。”

这就大大的不妙。果真，公孙弘大为嫉恼，于是向皇上推荐说：“独董仲舒可使相胶西王。”皇上爽快予以批准。

这个胶西王何许人也？“亦上兄也，尤纵恣，数害吏二千石。”（《汉书?董仲舒传》）让董先生任胶西王相，那无疑是将他交给了一个魔头。欲脱狼口的董仲舒，想不到因自己一句糊涂话竟遭公孙弘暗算。

狼窝出来了，等待他的却是个虎穴。

（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