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其实，远从大汉政权建立之初，虽然黄老盛行，但阴霾遍布的儒学天空其实已经开始渐渐放亮。

即将建国时，不学无术的刘邦听到陆贾在自己面前称道《诗》、《书》，骂道：“乃公居马上而得之，安事《诗》、《书》？”陆贾回答：“居马上而得之，宁可以马上治之乎？……向使秦已并天下,行仁义,法先圣,陛下安得而有之?”及至他看到陆贾所写的《新语》，他开始为之面有惭色。

让一个流氓在道德层面感到有惭色，与让一个颟顸之人在道理面前有惭色同等困难。刘邦是流氓，也不学无术，但懂道理。

——这是儒学从理论上对汉王朝的首次开导。

公元前202年，汉高祖5年，诸侯共尊汉王为皇帝于定陶。群臣饮酒争功，上下失致，乱成一团，醉或妄呼，拔剑击柱，刘邦深为厌恶。叔孙通乘机说，我来组织诸生共起朝仪，端正纪律。

效果很快显现。公元前200年，长乐宫建成典礼上，叔孙通率那帮通晓朝仪的鲁生出场演练，那些起自布衣，现在贵为王侯的土包子们立刻傻眼，“百官执职传警，引诸侯王以下至吏六百石以次奉贺，自诸侯王以下莫不振恐肃敬。至礼毕，复置法酒。诸侍坐殿上皆伏抑首，以尊卑次起上寿。觞九行，谒者言罢酒。御史执法举不如仪者辄引去。竟朝置酒，无敢喧哗失礼者。”刘邦由是知道儒学的重要性，他为之高兴加感慨：“吾乃今日知为皇帝之贵也！”于是拜叔孙通为太常，赐金五百斤。

——这是儒学用实际功效对汉王朝的首次打动。

无论是陈胜揭杆后，孔鲋怀抱礼器率领鲁地儒生跑到起义者队伍中，最后同死于难，还是自己灭项羽后，鲁地坚决不降，弦歌不衰，这些都在此前深深地打动过刘邦。他必然要一遍遍在心里默问：是什么给了鲁地这么大的精神力量？

陆贾的理论引导，叔孙通的现实功用，使他隐约且粗糙明白了一个道理：要统治王国，就要从儒学那里借力。但四海未靖，战事频仍，国力疲惫，又不能不使他沿用黄老思想来休养生息。但刘邦首开帝王祭孔先河，临死前专门到曲阜礼祀孔子，便是他心尊儒学的明证。

等到汉惠帝登基之后，于公元前191年废除“挟书律”，使隐匿于民间的儒学经典与诸子杂说得以重见天日，惠帝甚至还专门到《周易》大家何田家里向他请教。

汉文帝尽管好刑名，但他广开讲学之路，重用儒生贾谊，并为《论语》、《孝经》、《孟子》、《尔雅》分置博士。

汉景帝虽然摄于窦太后淫威，喜好老子，但依然为儒家经典置博士，从他假辕固生以剑救其性命中，便可看出他对儒学的认可之心。

他甚至在朝堂之上还亲自组织了一场辩论赛，让儒生与黄生当庭辩论。唇枪舌剑中，做为反方辩手的辕固以儒家理论完胜黄生，这个政体不得不再次深思，在治国理念上，黄老思想是否该让位于儒家？

到汉景帝时，西汉经过几十年的休养生息，生产得以发展,人民得以富足，经济得以繁荣，但面临的新的问题是，在国家内部，因黄老政治下中央政权对刘氏王侯的姑息纵容，造成地方藩政势力强化，并最终酿成吴楚七国之乱；在外部，无为思想指导下的“和亲”不能有效解决匈奴的不间断侵扰，而且清静无为的统治思想造成的学术多元化同时，也造成了思想的多元与混乱，与专制中央集权也构成了严重的矛盾。

黄老学说让位于新的统治学说，便成为一种不能阻挡之势。

那么，诸子百家之说中，到底哪家谁能解决真正的现实问题呢？

不要急率地说是儒学。现有的儒学在大汉统治者那里，还不完全具备此等大用，更何况，做为西汉王朝的核心，无论汉文还是汉景，本身也不具备重新确立意识形态的决心。

一切都在等待两个人的出现。

一个是雄居于权力顶端，用政令革弊鼎新的人；一个是端坐于学术尖峰，用思想推陈出新的人。

他们将联袂而出，让世界为之一变。

于是，董仲舒轻咳一声，从书房里走了出来，站到了历史的前台。

（待续）

三

董仲舒出场,还是有些早了。

汉景帝时，他为博士。虽然在学术与思想方面，董仲舒已经完成了自己的所有准备，但汉景帝显然还不是那个与他对应在权力顶端的人，他还需要耐心等待。

那个人终于来了。

公元前140年，年仅17岁的汉武帝英姿勃勃地登上帝位。此年10月，带着欲实现四海归德的政治理想，以及对大一统王朝如何巩固与发展的现实思考，武帝诏丞相、御史、列侯等举荐贤良方正直言极谏之士，令被推荐者到朝廷接受策问。

四方辐辏，八方来朝。

在这百余人的应策队伍中，就有董仲舒。

皇帝连下三策，从天人关系角度要求阐释古今治道、帝王之业。结果，董仲舒的对策独拔头筹，甚合武帝口味。

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天人三策”。

在这三策之中，最能体现董仲舒与汉武帝思想谐频的一段策文是：“《春秋》大一统者，天地之常经，古今之通谊也。今师异道，人异论，百家殊方，指意不同，是以上无以持一统，法制数变，下不知所守。”他进而提出，“臣愚以为，诸不在六艺之科、孔子之术者，皆绝其道，勿使并进。邪辟之说灭息，然后统纪可一而法度可明，民知所从矣。”

汉武帝对此深表欣赏与赞同。但令人费解的是，虽然“天子善其对”，武帝最终却没有将董仲舒留置身边，以备时时询问讨教，而是“以仲舒为江都相”，让他去辅事江都易王。更出人意料的是，汉武帝却征用了参加此次对策的另外一个儒生为博士。

他叫公孙弘。

一个在学问上与董仲舒相差甚远，但颇能“习文法吏事，而又缘饰以儒术”的人。

这中间大有深意存焉。

董仲舒思想的受青睐，表征了儒家学说，正从长期以来备受冷落的在野之学冉冉升起，上升为官方意识形态之学。

董仲舒的不被重用，又同时说明了汉武帝重儒学只是为了表面利用儒学，其治国的实核，是“外儒内法”。

但这于汉武帝而言，已属不易。毕竟，他身后还坐着一位深爱黄老且延年益寿的老祖母。

做为儒家要全面复兴的表征，仍是此年，俱好儒术的窦婴、田蚡分别被任为宰相、太尉，同时又派使者束帛加壁、安车驷马迎来《诗经》大家申培公，拜太中大夫。而且积极张罗准备立明堂、朝诸侯等自战国后期已久弃的儒家礼仪。

窦老太太再次发威了。他将怒火浇在了同为儒生的御史大夫赵绾、郎中令王臧头上，二人因此自杀，窦婴、田蚡被免职。当然，这中间并非只是简单的儒道之争，而夹杂着更为复杂的政治博弈因素。

但这些没有阻拦住汉武帝转变统治思想的决心，那个此时身在江都的董仲舒的天人三策一直响彻在他耳际，影响着他，鼓舞着他，也激励着他。

公元前136年，汉武帝下令置五经博士。至此，儒学成为官学，儒家六经成为统治者钦定的最高经典。

公元前135年，窦太后死掉，伴随西汉王朝的一系列新政出台，中国学术史出现重大转折。田蚡再次出山，汉武帝启用董仲舒策略，“黜黄老刑名百家之言，延文学儒者数百人”。自此，罢黜百家，独尊儒术。

《汉书?董仲舒传》记曰：“自武帝初立，魏其、武安侯为相而隆儒矣。及仲舒对册，推明孔氏，抑黜百家。立学校之官，州郡举茂材孝廉，皆自仲舒发之。”

然而，汉武帝兜售的虽然是董家的货物，挂出的却是别人的招牌。

5年前参加对策的人群中，被辕固生警告“公孙子，务正学以言，无曲学以阿世”的公孙弘，前无古人地以布衣身份跃登为天子三公，封平津侯，俨然为儒学领袖。

这种平地青云的成长之路，无疑对天下士林以巨大的号召作用，司马迁感慨道，“天下之学士靡然向风矣。”

每个时代都有每个时代的风向，董仲舒用理论，公孙弘用行动，掀起了西汉大地一场靡然向儒的骀荡东风。

儒学的春天降临。

（待续）

四

真正的文人，因他胸中装着无限，自然无暇也不屑考虑自己周遭的具体得失。

所以，董仲舒在江都王相的位置上坐得很安心。不仅如此，他还做得有声有色，赢得了易王的无限尊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