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前322年，孟子带领弟子来到滕国。出于心中的敬重，滕文公将孟子师徒馆于上宫，但也仅是与孟子口头上侃侃而谈仁政而已，这里依然不是王政思想根植的土壤。

公元前320年，孟子离滕到魏。

梁惠王张口就是，“叟，不远千里而来，亦将有以利吾国乎？”愈老愈硬的孟子毫不客气，厉声指责他：“王！何必曰利？亦有仁义而已矣。王曰‘何以利吾国？’大夫曰‘何以利吾家？’士庶人曰‘何以利吾身？’上下交征利而国危矣。万乘之国，弑其君者，必千乘之家；千乘之国，弑其君者，必百乘之家。万取千焉，千取百焉，不为不多矣。苟为后义而先利，不夺不餍。未有仁而遗其亲者也，未有义而后其君者也。王亦曰仁义而已矣，何必曰利？”（《孟子?梁惠王上》）

与梁惠王多次谈论中，孟子为魏国开出仁者无敌的治国良方，但翌年梁惠王即死去，代之的是他更不成器的儿子梁襄王。只见了一面，孟子出来后就轻蔑地说，“望之不似人君，就之而不见所畏焉。”于是决计离魏而去。

绕树三匝，无枝可依。

天下之大，何处是我家？

（待续）

七

从齐国出走14年后，他再次听到来自齐国的召唤：

——归来吧，归来呦，浪迹天涯的大师……

呼唤声声，情意绵绵。

就像一个一气之下愤而离婚的女子，当她独守闺怨，以一个弃妇身份与更多不堪的垃圾男人见过，并冷静思考之后，会渐渐想起起初的那个男人的种种好来，于是就有了复婚的念头。

这是个拙劣的比喻。孟子当然不是这样，原因在于公元前319年，齐宣王即位，执政后他办的第一件事便是振兴驰废已久的稷下学宫，礼聘天下学士，应者云集而来者千数百人，盛极一时。

孟子拖着疲惫的身躯，再次回到阔别已久的临淄。齐宣王给予了孟子前所未有的礼遇，任其为无职事，也无言责的卿大夫。

齐宣王向孟子询问“齐桓晋文”的如何称霸之事，孟子却避而不谈，扭转话题大谈他的仁政主张，提出了制民之产、恒产恒心、不征不税等为政策略，强调保民而王，乐民之乐，忧民之优。

在孟子心中，只有仁政是普天之道，而王霸之说、刑名之论、取胜之术、利益之论等等都是违背王政的邪说。“今之事君者皆曰，‘我能为君辟土地，充府库。’今之所谓良臣，古之所谓民贼也。君不乡道，不志于仁，而求富之，是富桀也。‘我能为君约与国，战必克。’今之所谓良臣，古之所谓民贼也。君不乡道不志于仁，而求为之强战，是辅桀也。由今之道，无变今之俗，虽与之天下，不能一朝居也。”（《孟子?告子下》）

秦用商鞅进行变法，富国强兵；楚、魏用吴起，战胜弱敌；齐用孙膑、田忌之徒，而诸侯东面朝齐；苏秦、张仪纵横天下，天下无不以攻伐为贤……孟子反对上述这些人的思想观点、政治措施和军事行动，在孟子的心目中，他们根本不是什么英雄豪杰和大丈夫，而是十恶不赦的罪人。达些人越显赫，越荣耀，越需要自己挺身而出，与之抗衡，拯救处于水深火热中的天下万民。他坚信，天下哪怕只要有一个圣君明王能接受他的“仁政”思想，整个天下便可运于掌握之中，人民便会安居乐业。

但齐宣王还是没有采纳孟子的主张，这使孟子再次产生离开的念头。虽然宣王带着极大的尊敬向这位文化老人开出条件，“我欲中国而授孟子室，养弟子以万钟，使诸大夫国人皆有所矜式。”

孟子对此轻蔑一笑，他不需要这个，他需要的是实现自己理想抱负的王道乐土。

破镜难以重圆，有裂痕的婚姻靠乳胶粘不住。

他再次启程。

公元前312年，他落落寡欢地离开了齐国，决定回到故乡，狐死首丘。离开齐国边邑昼城后，他仰天悲叹，“天未欲平治天下！”

在外飘零了35个春秋的孟子，回到了故乡。他知道自己的政治主张不会被任何诸侯采用，于是蛰伏书斋，不复出游。

“天下有道，以道殉身；天下无道，以身殉道。”（《孟子?尽心上》）这个以身殉道，对垂暮之年的孟子而言，就是边进行学术整理工作，为往圣继绝学，述孔子之意，边开馆授徒，阐述其思想学说。

他在这里找到了他人生最后的快乐。

“君子有三乐，而王天下不与存焉。父母俱存，兄弟无故，一乐也；仰不愧于天，俯不怍于人，二乐也；得天下英才而教育之，三乐也。君子有三乐，而王天下不与存焉。”（《孟子?尽心上》）此时，父母俱存于耄耋之年的他已绝无可能，但仰不愧天，俯不怍人已经做到，得天下英才而教育也已经做到，他该掀须一笑的。

带着他“而王天下不与存焉”的独有快乐，这个智慧的老人于公元前305年与世长辞。

（待续）

八

孟子的学说体系建立在性善之上，他认为善是人的基本自觉。

这种自觉表现在恻隐之心、羞恶之心、辞让之心及是非之心四端。道德价值的自觉与生俱来，即人心本善。人之所以不善，是受私欲蒙蔽。因此，人应放弃私利，建立良好的个人道德观。

由此，人必须靠自我修养及发挥善性的功夫，以全力扩充存于自家内心的善端，通过“尽性”，培养浩然之气，使人成为“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大丈夫。

孟子主张须先有仁心，然后方有仁政。而仁政的具体表现，就是实行王道，为民制产，反对霸力。他认为现实世界是道德的世界，但道德根源背后的标准便是天，天命在于民心而不在于君主，“诸侯危社稷，则变置。”若君主无道，人民便可推翻他。

从中可以看出，分别凸现在孟子学术思想体系和人格精神禀赋之中的两个字眼：一是贵民，一是傲岸。

这两项特质，几乎在他一生的行为与言语中俯拾即是。他努力要成就一种具有狂者胸次的大丈夫人格，以天下为己任，肩负道义，坚定不移。

“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孟子?尽心下》）这是他一句惊世骇俗的政治宣言。

与齐宣王讨论“汤放桀，武王伐纣”时，齐宣王问“臣弑其君可乎？”孟子前无古人后无来者地慷慨回答：“贼仁者谓之贼，贼义者谓之残，残贼之人谓之一夫。闻诛一夫纣矣，未闻弑君也。”把不仁不义、残害百姓的商王纣称为一夫，称周武王推翻商纣王，并非犯上作乱的弑君行为，而是为民除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