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南洋 精彩片段：
第十八章
一九一一年（清宣统三年），以干支纪年，这一年刚好是中国农历的辛亥年，对中国老百姓来说，是相当重要的、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一个年份。这一年，以孙中山为代表的湖北革命党人发动的辛亥革命，勇敢地打响了推翻帝制的第一枪，并一举光复武昌，次年在此组建的中华民国军政府鄂军都督府，推举湖北新军协统黎元洪为都督，宣告废除清朝宣统年号，建立中华民国。随后，辛亥革命领袖之一黄兴赶往武昌，出任革命军战时总司令，领导了英勇悲壮的抗击南下清军的阳夏保卫战，武昌的义举立即赢得了全国的热烈响应，二百六十余年的清王朝统治顿时土崩瓦解，两千多年的封建帝制随之终结。辛亥革命，还极大地推动了中华民族的思想解放，为中国先进分子探索救国救民的道路打开了一条崭新的视野。辛亥革命，开始了比较完全意义上的反帝反封建的民族民主革命，虽然它未能改变旧中国的社会性质和人民的悲惨境遇，但为中国的进步潮流打开了闸门，使反动统治的秩序再也无法维持下去。
一九一一年爆发的这场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它是在清王朝日益腐朽、帝国主义侵略进一步加深、中国民族资本主义初步成长的基础上发生的，其目的就在于推翻清朝的专制统治，挽救民族危亡，争取国家独立、民主和富强。领导这场革命的不是别人，就是中国资产阶级的政党——同盟会及其领袖孙中山。
辛亥革命的爆发，武昌起义取得成功，绝不是偶然的，而实际上已经酝酿很久了，是资产阶级革命派十几年不断努力的结果，同时也和人民群众的支持密切相关。如果说武昌起义是出乎意料地爆发，并出乎意料地获得成功，带有极大的偶然性，那么武昌起义后不久十几个省区的纷纷独立就是必然的。这是对清政府腐朽的、愚昧无知的反动统治的一种彻底唾弃，是人心所向，大势所趋。从十月二十二日湖南首先响应，到十一月底四川宣告独立，脱离清政府的统治，清王朝宣告永远退出历史舞台。在这场革命中，应该说孙中山起到了关键性的作用。没有孙中山，就不可能有这场民主革命。早在此之前的一八九四年，孙中山就在美国檀香山成立的兴中会上，明确提出“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的主张。所谓“兴中”，意即振兴中华。“兴中会”成了中国第一个资产阶级革命团体。
“兴中会”之后是“同盟会”。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中国民族危机进一步加深，《辛丑条约》的签订，清政府反动本质的充分暴露，使人民意识到推翻腐朽的清政府刻不容缓。于是，各种旨在推翻清政府的组织应运而生，像“华兴会”、“光复会”等等。但毕竟，资产阶级革命团体地域性强，力量分散，容易被清政府各个击破，各资产阶级革命团体都主张利用武装力量推翻清政府的统治，这就是后来成立的同盟会。同盟会把全国的革命志士集结起来，他们有了共同的章程和纲领，打破了过去的地域观念，使它有别于过去任何一个革命团体，从而成为近代中国第一个资产阶级革命政党。中国同盟会的成立，标志着中国的资产阶级革命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因为从此中国民主革命有了一个比较完备的民主革命纲领，有了一个公认的革命领袖，并有一个统一的资产阶级政党来领导。孙中山后来自己回忆说：“不期年加盟者逾万人，支部亦先后成立于各省，从此革命风潮一日千丈，其进步之速有出于人意表者亦！”
于是，便有了武昌起义，便有了中华民国的成立。遗憾的是，革命的航船并不可能是一帆风顺的，革命先行者孙中山事前不可能预料到他的那个临时大总统确实够临时了，从一九一一年十二月二十九日正式当选临时大总统，到一九一二年四月一日，孙中山宣布正式解除临时大总统职，头尾才不过几个月时间，总统的宝座就被袁世凯窃取去了。在后来关于为什么孙中山会把总统的宝座拱手让给袁世凯，比较一致的说法是，对于中国的资产阶级革命，帝国主义始终持观望、怀疑和反对的态度。为了维护在华的侵略利益，帝国主义不约而同地扶植手中拥有实权却媚外的袁世凯。列强以军事威胁、外交孤立和经济封锁等手段，对革命政权施加压力，替袁世凯撑腰。革命营垒中的立宪派和旧官僚，乘机向革命党人进攻，于是孙中山被迫向袁世凯妥协退让，表示如果清帝退位，袁世凯赞成共和，可以保举他为临时大总统。在得到孙中山的保证后，袁世凯逼迫清帝退位。一九一二年二月，宣统皇帝颁布退位诏书，第二天，袁世凯通电赞成共和，孙中山向南京参议院提出辞职。接着，南京参议院选举袁世凯为临时大总统，一九一二年三月，袁世凯在北京就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于是便有了辛亥革命其实失败一说。
后来，有学者认为，衡量辛亥革命的成败得失，应当主要从革命者所应担负和所能担负的两项任务，即推翻清王朝的民族革命和建立民权政治的政治革命所完成的情况去考察：就推翻清王朝而言，辛亥革命无疑是胜利了；就建立民主立宪政体来说，尽管不能说辛亥革命取得彻底胜利，但也不能说它的结局就意味着失败。
事实证明是，不管是谁在当总统，不管辛亥革命是失败还是胜利，辛亥革命在政治上、思想上给中国人民带来了不可低估的解放作用，中国人民长期进行的反帝斗争，以辛亥革命为新的起点，更加深入、更加大规模地开展起来。历史的车轮已经以不可逆转的态势在滚滚向前了。
那个阶段，却是黄泽如的事业发展得最好也是最为艰苦的一个时期，他把张三年转让给他的那五十亩地全部栽上了橡胶树。橡胶树属于热带雨林中的一种植物，在世人认识它之前，橡胶树生长在南美洲亚马逊的密林深处，只要砍开一个缺口，就会有树汁从树干里流出来，当地原住民并不明白那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在印第安语言中，就有了“会哭的树”的说法。很久以前，美洲的阿兹特克人已经拥有了利用野生橡胶的知识。但在哥伦布来到新大陆之前，美洲以外的世界却没有一个人认识这种叫“橡胶”的物质，更不可能想到有一种树里流出来的神奇液体有朝一日会改变人类文明的进程。人们认识橡胶，得益于一次偶然的机会。哥伦布的船队里有一位船员第一次注意到，一种黑色的有弹力的胶球舞蹈在当地原住民的祭礼上有着重要的意义，但他的表述并没有引起其他人的兴趣。然而，随后到来的探险家持续不断地向外部世界描述这种神奇的东西，欧洲人终于注意到美洲雨林里有一种叫橡胶树的植物，当地人取胶汁用来制作防水的雨衣，不进水的靴子、罐子。
第一个把橡胶带到欧洲人面前的是一个法国人，他原本是到南美洲测定子午线的，但是，引起人们关注的却是他在一七三五年出版的《南美游记》里描述的橡胶。他描述了巴西和秘鲁人用凝结的乳状物制作成“不进水的靴子”。十年后，法国军事工程师、业余植物学家弗兰索瓦特·弗雷诺第一次描述了橡胶树和采胶过程。他们两人的书在法国科学界引起了轰动，工业革命曙光照耀下的欧洲，橡胶激发了人们无穷的想象力。于是，怀揣着发财梦的无数冒险家涌到了原产地巴西。那是一个疯狂的时期，从亚马逊河开始一直到雨林深处，绵延几千公里，野生的橡胶树下到处是胶管，胶碗，到处是散发着恶臭的生胶作坊。
橡胶制品的广泛应用，促使了橡胶树种植业的蓬勃发展，尤其是东南亚。在橡胶的种植浪潮中，华人世界有两个人曾经是当年名噪一时的橡胶大王，一个是陈齐贤，一个是陈家庚。黄泽如不可能指望自己成为一个橡胶大王，但他自从离开垦场后，确实把所有的精力全部投到了橡胶的种植上，已经种上的橡胶树这时也开始割胶，开始收益了。黄泽如也已经成了当地小有名气的一个小老板，天天忙的是生意上的事，以至于把正在国内发生的那场大革命也给忽略了。
黄泽如是在《南洋日报》上看到清政府被推翻的消息的。说来凑巧，那办报纸的不是别人，正是当年和他一起在京城参加维新运动的广东举人王进学。其实，自那次在新加坡见面过后，王进学几乎就留在了南洋，极少回国，那是孙中山特意安排的。王进学利用办报纸的机会，一边通过报纸宣传鼓动，一边筹款筹物，积极配合国内的革命活动。实际上，孙中山从创办兴中会开始，从事革命活动的经费几乎全部来自华侨。孙中山在总结辛亥革命时期国内外志士仁人的主要作用时，曾经作了这样的概括：“披坚执锐血战千里者，内地同志之责也，合力筹款以济革命者，海外同志之任也。”又说，“同盟会之成，多赖华侨之力，军饷胥出焉。”
王进学悄悄地在从事那些活动，还是张三年告诉给黄泽如的，黄泽如听了，立即对这个举人朋友产生了极不好的看法，心里想你王进学还真行呢，防我黄某人简直就像防贼一样，我黄泽如难道说会出卖革命不成。对这个问题，王进学却有自己的想法。在他看来，黄泽如才到南洋，连脚跟都还没站稳，更不要说经济了，而黄泽如却是一个一心向善，古道热肠，钟情于革命事业的人，如果让他在这方面介入太深的话，恐难以自拔，会把他在南洋的事业全给毁了。由于两个人的想法不一样，见面时黄泽如难免一肚子怨气，把王进学大骂了一通。王进学嘻嘻笑着，听着，也不生气，只说，中国革命的道路还长呢，还怕轮不到你出力气的地方？
黄泽如生气归生气，革命到底胜利了，清王朝被彻底推翻了，心里别提有多高兴了。王进学告诉黄泽如这个消息时，孙中山刚刚被推举为中华民国的临时大总统，大总统那个位子还没被袁世凯窃取去。黄泽如心里就想，中国这下有救了，中国的老百姓终于有盼头了。他觉得自己是多么的幸运，在多年以前就有机会结识孙中山，亲自聆听伟人的教诲；如今孙中山领导的革命成功了，那种心情和中国的其他老百姓的心情是完全一样的。黄泽如平时是滴酒不沾的，这回，却特意上店里买了一瓶白酒然后去找陈可镜一起豪饮庆祝。
这些年来，陈可镜在垦场，黄泽如在橡胶园，两家人虽然不在一起，但彼此之间还是相互惦念着，经常有来有往的。黄泽如去的时候，刚好陈可镜的表弟表妹都在，几个人围在一起，说起发生在遥远的家乡的那场革命，从此以后中国不再有皇帝了，一颗心激动得快要从胸膛里跳出来。特别是黄泽如，自从认识孙中山后，才明白自己当初参加维新变法的局限性，明白只有推翻反动腐朽的体制，中国才有希望。而这一天，现在终于来到了，他怎能不欣喜若狂？他简直就像是一个不懂事的孩子，一会儿哭，一会儿笑，等到哭够了，笑够了，心里又觉得非常的落寞和凄凉。于是，很长时间不想说一句话。大家都知道他又在想他的妻子高兰香了，心里都在替他焦急，却也不知道怎么劝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