芳华 精彩片段：
第一章
原以为再见到刘峰会认不出他来。二十岁他就那样，跟你多熟你扭头就想不起他长什么样。倒不如丑陋，丑陋可以是logo，丑到一定程度，还惊世骇俗。而他不丑，假如由丑至美分为十个刻度，他的相貌该是五度。穿军装戴军帽的他，可以往美再移一度。尤其穿我们演出的军装，剪裁考究，面料也好，那种羊毛化纤混纺，特挺括。他的相貌没有问题；问题就在于没有问题。因此不管我们曾经如何在一个队列里出操，在一个练功房里踢腿窝腰，在同一个饭堂里吃“菜脑壳炒肉片”，在同一幢红楼里说谎话、搬是非，总之，不管我们曾经怎样紧密相处，在一起糟蹋青春（八年青春！），都休想记住他长什么样。可是在王府井大街上，脸庞的海里，我的视线瞬刻就把他钓出水面。而且还是侧面的他。我想叫他，又想，还是等等。
他叫刘峰。假如把对刘峰的形象的描写做一个填空表格，其实也办得到——脸型：圆脸；眉眼：浓眉，单眼皮；鼻子：圆鼻头，鼻梁端正；肤色：细腻白净。个头儿高一米六九。我们都是从五湖四海给挑来上舞台的，三十多年前，从我们那座红楼里出来的，都是军版才子佳人，找不出一张面孔一副身材让你不忍目睹。
曾经作为我们营房的红楼，二十世纪末被夷平了，让一条宽大的马路碾到了地下。红楼那四十八个大小房间里，刘峰留下的痕迹也都被碾为尘土：他补过的墙壁或天花板，他堵过的耗子洞，他钉过的门鼻儿，他拆换过的被白蚁蛀烂的地板条……三十多年前的红楼就高寿了，年近古稀，该算危楼，只是它那极慢的颓塌过程被刘峰推迟。刘峰有瓦匠木匠手艺，把一座三层的危楼当成个巨大的裂缝鸡蛋一样小心捧着，让我们在“钉子户”概念诞生之前无意间做了钉子户。我们无忧无虑地住在危楼里，一住十多年，只是在红楼的腐朽加剧、颓塌提速时异口同声呼喊：“谁去找刘峰？”那种颓塌的突然提速往往表现为某一面墙一夜间龟裂，或芭蕉扇大小的石灰没来由地从天花板脱落，碰到这种时候，我们就这一个好法子：“找刘峰！”
王府井有一群人正在乞讨。一个六七岁的男孩儿丢下一个五角硬币，他们也一视同仁地立正，把孩子当成小首长，嘎嘣脆地行一个标准军礼。我有点儿看不下去，掉开视线，而就在此刻，我看见刘峰也站在围观人群里，平淡的五官反倒被年岁剥蚀得深邃了。他围观的神态可以用去看俩老头儿下棋，也可以用去看老太太们跳秧歌，还可以用去看警察给司机开罚单。
我从刘峰的侧面迂回到他正面。这类平淡脸往往不易老，也不易变，跟同龄人比，他的脸至少嫩七八岁。他是因为“触摸”事件被处理下连队的，下连第二年，就上战场了。
一个旅游团的大汽车在长安街一头的路口停下，下来五六十个西方观光客。一队城管跑步过来，开始驱赶围观者，人群乱了。一个老乞丐看见外国观众来了，领头唱了起来，跟旅游团领队的电喇叭打擂台。等我再次找到好位置站稳，往右侧看，刘峰却不在那儿了。我走出人群，往王府井大街两头寻觅。他不会消失得那么快，除非他存心躲我。我往大街的南头走了一截儿，又转回来往北走，满街陌生人。此刻刘峰一定想让我把他也当个陌生人。
那是三十多年前了。我们的老红楼还是有梦的，多数的梦都美，也都大胆。
红楼的二层三层带长廊，长廊上面张着长长的廊檐。假如你傍晚在三楼走廊上吹黑管或拉提琴练习曲，目光漫游，越过楼下也带廊檐的回廊，再越过回廊尽头的小排练室，绕过小排练室右侧的冬青小道，往往会看到一个挑着俩大水桶的人，此人便是刘峰。水桶是为隔壁巷子里一个男孩儿担的，男孩儿十七岁，没有父母，巷子里的孩子们叫他“括弧”，因为他那双腿站成立正就是一对完好的括弧。孩子们说，要是玩球，可以把括弧的两条腿当球门，球踢过去都不会擦着“门框”。括弧走路靠一个高板凳，先把板凳往前搬一步，自己再扶着板凳跟一步，他自己两条腿，板凳四条腿，二百米的路程六条腿要走一刻钟。每天傍晚，巷口的自来水龙头开锁售水，全巷子居民都到巷口排队买水。一旦括弧买了水回家，六条腿更忙得不亦乐乎，挪了水桶又挪板凳，最后还要挪自己那双括弧腿，一个铁皮桶水装半满，回到家只剩个底儿。括弧不打水不行，家里烧一口老灶，做的是卖开水生意。刘峰每天从我们院子里挑两担水赠送给括弧，领导问起来，刘峰说咱军队的自来水反正免费嘛。领导想想，觉得没错，子弟兵从吃的到穿的都是老百姓白给的，子弟兵请客送老百姓两桶水还请不起？漫说括弧这样孤苦残疾的老百姓。一个暮夏的傍晚，大家在露天走廊上消食望呆，刘峰就在人们无聊的视野里走过来走过去，两个大水桶水装到要满出来，可担水人有能耐让它滴水不漏。 吃撑了的长号手高强吹出一声饱嗝儿似的低沉绵长的号音，呆呆看着冬青小道上轻盈远去的矮子叹道：“哎，怎么就累不死他？他叫什么名字？”旁边的贝斯手曾大胜说：“刘——峰。”
我第一次近距离观察刘峰，是他调到我们团的第一个月。那天午饭快要结束，一个人蹲在那儿用榔头敲打地板。地板老到什么程度呢？你在这边使劲蹦一下，那边桌上的菜盆都会翻个儿，起码会打哆嗦。榔头敲的，就是一块翘得不像话的地板。那座老宅院九十多年前的主人是个军阀，给我们当营房住的红楼在二十世纪二十年代是两层楼，住了一大一小两个姨太太，三十年代初，又娶进来一个小小姨太太，当家的就在二楼上又加了一层楼。东北边都爆发“九一八”了，西南边照样娶姨太太，什么危难下成都人都是享福无罪。知道故事的人细看，三楼的红色跟下面两层楼是有细微差别的。用同样的红砖，从红楼里铺出一条路，头顶青瓦廊檐，两侧墨绿木柱子，一直通往一个亭子。我们的小排练室是在亭子的基础上扩建的，因此形状古怪，冬冷夏热。再往大门口方向走，就是我们的饭堂，过去是姨太太们的小戏园子，后来抗日了，成都做了大后方，戏台拆了，改成舞厅。这个院子里马夫、老妈子、小丫头的房子都不是好好盖的，到解放军和平解放四川，已经颓败得差不多了，被拆掉盖了两排平房，比老妈子、小丫头的房还简易，新住户们是文工团带家属的干部。最新的建筑是我们的练功房，也叫大排练厅，是六十年代的建筑，一看就是多快好省的产物。这天中午跟往常每个中午一样，我们围着一个个矮桌子，守着空饭碗饭盒消食，闲聊，男兵女兵斗嘴调情，话你怎么听都行，听懂什么是什么。没人对刘峰正干的活儿感兴趣。我注意到他是因为他穿着两只不同的鞋，右脚穿军队统一发放的战士黑布鞋，式样是老解放区大嫂大娘的设计，左脚穿的是一只肮脏的白色软底练功鞋。后来知道他左腿单腿旋转不灵，一起范儿人就歪，所以他有空儿就练几圈，练功鞋都现成。他榔头敲完，用软底鞋在地板上踩了踩，又用硬底鞋跺了跺，再敲几榔头，才站起身。他站直后，你对他身高的期待有所失望。他是那种人，坐着、蹲着个儿挺大，站起来你会在心里说：没高多少啊。毛病出在腿上，腿不长。不过翻跟头腿长累赘。他就是因为跟头翻得好给团里挑来的，原单位是某野战军的工兵营。刘峰的跟头是童子功。他的苦难童年在一个县级梆子剧团度过，山东的一个穷县，刘峰的话是“有人穷得光腚呢”！不进入那个梆子剧团学翻跟头，他也会有个光腚童年。
我正式跟刘峰打交道，是他调来半年后。我们跟随大部队拉练行军到川西北山区，扎营七天进行军事训练。假如说我们一年一度“扮演”一次真正的军人，也就在这七天。例行的打靶和投弹训练，都是此时完成。“扮演士兵”对我们是玩游戏，可以不练功，可以过枪瘾，可以把压缩饼干当零食，还可以在“摸哨”时当真打架摔跤。射击训练开始前，军训处简副处长选了两个警戒哨兵，站在靶场最外围，防止老乡进入，让子弟兵不长眼的子弹打了活靶子。我和刘峰入选。刘峰是志愿的，他来自野战军，不稀罕打靶，省下过枪瘾的机会给其他人；我是被大家一致推举，因为我射击一般算不出环数，子弹从来碰不着靶子边，大家怕我拖垮集体打靶成绩。
那年我差一个月十三岁，身高一米六一，体重三十八公斤，矗立于一九七二年的川西北隆冬，在军人和老百姓之间筑成一道血肉长城。密集的枪声从下午一点持续到四点，我从站岗到“跳岗”，为了脚不在这三小时内生出冻疮，我不得不把舞蹈课的小跳组合挪用到此时。一排靶子插在一片红苕地里，红苕已经被起过了，黑了的藤子秧子摊得如同烂渔网。舞蹈教员杨老师的大手表戴在我腕子上，我跳三五分钟看一眼，意识到孤单、疲惫和寒冷能使五分钟变成一辈子。四点过五分，枪声完全静下来。打靶应该四点整结束。一个肥嘟嘟的田鼠从我脚边跑过，我目光追着它，不久发现田坎下有个圆润光滑的洞。我想参观一下洞内，便趴下身，用本该警戒四野的高倍望远镜往洞里看，却什么也看不见。我捡了根树枝伸到洞里骚扰，一边学猫叫，不知田鼠跟猫是否敌我关系。此时“啪”的一枪，子弹擦着我头顶的榆树梢过去，吹了一声哑哨。打靶不是结束了吗？半分钟不到，又是“啪”的一枪。我还没想明白，就被人从地上拎起来，扭过头，看见一张白脸，两腮赤红，嘴吐蒸汽。我似乎是认识这张脸的，但因为它被推成如此的大特写而显得陌生。他说话了，口气很冲：“你怎么回事儿？！怎么把老乡放进靶场了？！”山东口音提醒了我，此人正是另一个警戒哨兵刘峰，他另一只手还架着个驼背老太太。老太太显然是在我骚扰田鼠的时候溜进靶场的，似乎挂了彩，哼唧着，顺着刘峰的手往下瘫，最后黑眼球没了，眼皮夹缝里只剩两线灰白。刘峰“大娘大娘”地叫喊，我吓得不省人事了。下一个印象，就是刘峰抱着老太太在我前面飞奔，一面大声说：“太不负责任了！玩儿心那么重，像个当兵的吗？！……”对面山坡上飘着红十字旗帜，刘峰是把老太太往战地救护队抱。我跟在后面，一边跑一边摔跤，两个腮帮上都是泪，是摔出来的或是吓出来的还是被刘峰骂出来的，现在我想，应该做全选。刘峰和我把老太太送进急救帐篷，正在“扮演”战地救生员的门诊部医生护士们围上来。接下去的印象就是刘峰和我在棉门帘外面等噩耗。一会儿，刘峰站累了，蹲下来，仰起脸问我：“十几？”我蚊子似的哼哼了一声“十三”。他不再说话，我发现他后领口补了个长条补丁，针脚细得完全看不见。棉门帘终于打开，急救军医叫我们进去看看。我和刘峰对视一眼，是认尸吗？！刘峰哆嗦着问子弹打哪儿了。医生说哪儿也没打着，花了半小时给老太太检查身体，身体棒着呢，连打蛔虫的药都没吃过，更别说阿司匹林了。可能饿晕的，要不就是听了枪声吓晕的。
我们伸头一看，见老太太捧着个军用水果罐头，一勺舀两大块糖水菠萝往嘴里塞。刘峰扽扽我，我们俩赶紧钻进棉门帘。刘峰对老太太又敬礼，又道歉。老太太呼噜呼噜地吃喝，专心给自己压惊，顾不上理会我们。
急救护士轻声说我们运气好，真打着她，她一家老小就不用吃红苕了，全都到文工团吃军粮去了。
回到我们驻地，故事更清楚了。贝斯手曾大胜跟人打赌，剩下几枪，他一定打出三个连续十环。所有人都打完了，曾大胜一人还趴在那里，半自动还剩两颗子弹了，他瞄了三分钟，一弹未发，向身后的军训科副科长借了条手绢，遮住一只眼睛，再开始新一轮瞄准，有人打趣说，这一枪，不打十环对不住科长的漂亮手绢。另一个嘴更损，说：十环还值得这么瞄？这一枪非打出十一环来！曾大胜跳起来，跟说风凉话的踢打一阵，再开始第三轮瞄准。到此时，七分钟已经过去。这就是我为什么认为打靶已经结束，离开了岗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