结果就是，国务院坚决反对降低商船建造量，而且要求相应的提高建造数量，以填补战争损失。

为了这件事，牧浩洋费了不少力气。

首先，他请杜小蕾亲自出面去联系几个造船能力雄厚的盟国，比如马来西亚、越南、印度与泰国，让这些国家加快商船的建造速度，以便弥补中国缩小商船建造规模所产生的负面影响/

其次，他以战争部长的身份，向黄瀚林提出，无条件的征用扣押的敌对国船只、以及有条件的征用中国港口内的中立国船只。虽然黄瀚林不大同意征用中立国船只，但是牧浩洋提出了一点，即美国已经在征用中立国船只了。最终，黄瀚林做出了让步，只是要求杜小蕾首先与被征用船只的所有国进行外交谈判，争取使征用合法化。只是不管谈判结果如何，从二零五三年十月一日起，所有进入中国港口的中立国船只都将有条件征用。准确的说，应该是战时租用，即在战后归还，并且由中国政府承担因战争导致的所有损失，而被征用船只上的海员有自主选择权。

最后，就是增强船队的护航力量。事实上，这与前面提到的征用商船有关，即建立更加完善的护航体系。当时，牧浩洋向杜小蕾做出承诺，在年内把商船的出航损失率降低百分之五十。为了兑现这个诺言，在接下来的几个月内，中国海军不但把十二艘快速集装箱货轮改装成了护航航母，还额外采购了三百多架倾斜旋转翼反潜巡逻机，并且临时征召了一万多名海员。只是，这些护航手段都没有发挥良好的效果，商船的出航损失率仍然居高不下。结果到了二零五四年，中国海军启用了新的护航战术，即用性能先进的全电动潜艇充当船队的反潜力量，与护航航母、反潜战舰协同作战。新的反潜战术起到了立竿见影的效果，帮助牧浩洋兑现了承诺。

事实上，新的反潜护航战术与牧浩洋根本没有关系，而是周渝生的功劳。

别忘了，周渝生本来就是潜艇艇长，有非常丰富的潜艇作战经验，也有非常丰富的反潜作战经验。

通过深入研究，周渝生发现了一个至关重要的问题，即此次大战的破交作战与前两次大战有一个截然不同的特点，性能先进的潜艇不但具有几乎无限的潜航能力，而且航行噪声非常低。由此产生的影响就是，在前两次大战中发挥了显著效果的护航战术不再有用，必须探寻新的反潜护航战术。

根据潜艇的特点，周渝生提出了一个非常重要的观点：最有效的反潜平台就是一艘性能更加先进的潜艇。

当然，这不是唯一的办法。

从实际情况出发，提高商船的航行速度更有效，因为任何一种潜艇，都有一个最大的安静航速，只要超过这个速度，潜艇的航行噪声就非常明显，也就非常容易被反潜巡逻机与反潜战舰探测到。

问题是，绝大部分商船的速度都在二十四节以内，而现役的大部分潜艇的安静航速都在二十四节以上。更重要的是，提高商船航速绝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既不可能对在航的所有商船进行改装，也不可能用新造的商船替换。也就是说，用提高商船的航行速度来对付潜艇的办法根本行不通。

所幸的是，提高潜艇的性能并不见得是难事。

事实上，整个大战期间，中国海军总共建造了近两百艘护航潜艇，这些潜艇都根据护航作战的具体战术需求进行了改进，主要就是通过降低其他战术性能，提高了在某一特定航速时的静音性能。比如，“黄貂鱼”级后三批就是按照护航潜艇标准建造的，而“金枪鱼”级前两批的主要任务也是护航。当时，海军甚至打算建造采用磁流体推进系统的“金枪鱼”级潜艇，只是发现在使用已有的燃料电池时，其续航力还不足两千海里，只能满足不到百分之二十的护航作战要求，才放弃了这个计划。

总而言之，提高护航效率，对海军建设有着至关重要的意义。

当然，这也从另外一个方面启发了中国海军，即提高破交作战效率，能够最大限度的打击对手。

从某种意义上讲，破交作战对美国的影响更大。

原因很简单，在战争爆发前，美国的商船建造量排全球第五，仅为中国的四分之一，即便把美国造船厂的潜能算进去，也仅相当于中国的三分之二，而西方同盟集团的造船能力仅为东方同盟集团的二分之一。更重要的是，西方同盟集团更加依赖海运，比如货物运输总量的百分之八十八必须依靠海运，而东方同盟集团仅为百分之七十二，此外西方集团海运航线总长度是东方同盟集团的三倍。

显而易见，只要能发挥出破交作战的威力，美国就得建造更多的商船，而不得不减少战舰的建造数量。也正是如此，中国才在大战期间建造了数百艘航程高达一万多海里的“金枪鱼”级全电动潜艇。

只是，这些都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

在牧浩洋看来，能够从根本上解决问题的，还是像陆军那样，通过技术革命彻底改变海军的作战模式。

相对而言，海军的技术革命比陆军来得晚一些。

早在二零四零年，即陆军的地面战平台取得了重大突破之后，就有人提出，应该大批量建造廉价的全电动潜艇，而不是打造全核动力舰队，以此来降低造舰代价，迅速扩充舰队规模。

当时，牧浩洋也确实动心了。

从理论上讲，在得到了海军基地的有效支持之后，只要燃料电池的质能密度能够提高三倍，就能够取代核动力。要知道，除了航母之外，用燃料电池驱动的全电动战舰的造价比核动力战舰低了百分之二十。对海军来说，这就意味着能用相同的投入，多建造四分之一的战舰。

只是，在大战爆发前，谁也不知道能量密度达到每千克一千六百伏安时的燃料电池能在什么时候问世。要知道，在二零五二年初，最先进的燃料电池也只有这个数值的一半，而且还处于实验室生产阶段。直到二零五四年初，第二代燃料电池的生产工艺才成熟，并且在二零五四年四月开始量产。质能密度为每千克一千二百伏安时的第三代燃料电池（部分人将其称为二代半，因为计划中的第三代燃料电池就应该达到一千六百伏安时）还在研制中，预计最快也只能在二零五六年初突破主要技术难题，能在二零五七年实现量产，就已经是非常不错的结果了。如此一来，质能密度达到每千克一千六百伏安时的燃料电池，恐怕在二零五八年都无法量产。

毫无疑问，在大战中，海军还不会急于规划二零五八年之后的事情。

当然，也有人提出了折中方案，或者说是技术补充方案。

最具有影响力的技术补充方案，就是用全电动舰艇取代一部分中型核动力舰艇，并且把这些舰艇编制在航母战斗群中，使其随时能够从核动力战舰那补充电能，从而降低航母战斗群的建造成本。

毫无疑问，这是一个非常有吸引力的方案。

二零五三年六月，牧浩洋就批准了代号df-1型的电动反潜战舰的设计方案，即用燃料电池取代聚变反应堆，把反潜战舰的建造成本降低百分之二十，而这些电动反潜战舰将全部编入航母战斗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