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以说，他不得不放弃进军澳大利亚，或者说是从东南亚进军澳大利亚的想法，只能再次把重点放在海战上，即从西南太平洋向南推进，首先夺取所罗门群岛，进入珊瑚海，再进军澳大利亚。
这条战略进攻线路，有一个极为明显的好处：需要的地面部队更少。
当然，问题不仅仅是地面部队不够。
最大的问题，应该是运输能力欠缺。
事实上，地面兵力与战略投送能力是交战双方都得面对的难题，而且是在战略层面上制约双方的主要因素。
相对而言，这两个问题对处于战略进攻的一方的影响更大。
比如，在战争爆发后，美军就受地面部队不足、以及战略运输能力不足影响，在多个战场上错失了扩大战略进攻的机会，最终丧失了战略主动权，只能转为进行战略防御，以减轻战线上的压力。
现在，这两个问题落到了中国军队身上。
回头来看中国在中亚的行动，特别是在哈萨克斯坦的行动，就能发现，中国军队的所有行动都与运输能力有关。说得明白一些，哈萨克斯坦的最大价值，就是其铁路运输系统为中国军队提供的帮助。
问题是，中国陆军正处于转型阶段。
从战术上讲，中国陆军的进攻行动不再围绕着地面交通线进行，而是把空运当成了主要的运输手段。
也就是说，战略空运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事实上，这也正是中国陆军转型的重点。从价值上讲，这彻底颠覆了地面战争的面貌，也彻底改变了陆军的战术体系。
牧浩洋与戚凯威都知道这次变革有多么重大的意义，所以都在努力推进变革，而没有因为战场形势需要放弃努力。
从某种意义上讲，中国陆军能以多快的速度在战场上推进，主要就由空运力量决定。
问题是，在战争爆发初期，中国的战略空运力量还处于起步阶段，也就是还不具备支援陆军发动战略进攻的能力。
即便到二零五三年底，大型电动运输机的总装备量也只有一千架左右。
如果以支持十个集团军在前线作战，而且空运承担百分之四十的运输量，至少需要两千架运载能力为二百四十吨的大型电动运输机，或者是一千六百架运载能力为三百六十吨的大型电动运输机。
这下，问题出来了。
新式大型电动运输机要到二零五三年底才能投产，几家主要的飞机制造厂都在转产，即准备生产新式大型电动运输机，并没有积极提高dy-1型电动运输机的产量，或者说没有全力提高产量。
如此一来，最快要到二零五四年底，dy-1型与dy-2型的总量才有望突破两千架。
也就是说，要到二零五四年底，中国的战略空运力量，才能支持陆军在某个战略方向上投入十个集团军。
当然，这是十分保守的估计，或者说是以第一阶段战争动员为准做出的评估。
到二零五三年底，中国完成了三个阶段的战争动员，国家全面进入战争状态，各类武器装备与战争物资的生产效率达到了设计值的百分之百，相对于在第一阶段战争动员的基础之上提高了一倍。结果是，到二零五四年，中国空军获得了三千架dy-1与两千架dy-2，战略空运能力比预计的提高了百分之一百五十。
事实上，陆军的动员速度也大大超过了预期。
到二零五四年底，陆军的作战部队将超过三百五十万，比之前估计的两百万多出了百分之七十五。
至于陆战队，到二零五四年底，作战部队也超过了四十个师，大约八十万官兵。
也就是说，到二零五四年底，中国军队有足够的能力在两条主战战线上发动进攻，而不会存在兵力与运力不足的问题。
到时候，真正拖后腿的不是地面部队，而是舰队。
要知道，地面战平台与大型电动运输机的生产效率能够迅速提高，可是战舰、特别是大型战舰的建造速度却很难大幅度提高。也就是说，海军不可能像空军与陆军那样，在战时出现爆发式增长。说得准确一点，海军的爆发式增长有一个延迟期，一般在两到三年左右，即在战争爆发后两到三年，海军的增长速度才会大幅度提高。在此之间，海军实力很难得到实质性增长。
事实上，这也是为什么要在和平时期维持一支大规模舰队的必要性。
美国人很重视这个问题，而且做了充足准备。
可惜的是，中国海军没有认识到这个问题，或者说中国海军因为没有打世界大战的经验而没有意识到会遇到这样的问题。
牧浩洋除了承认现实之外，能做的就是想办法解决遇到的难题。
五月底，在牧浩洋主动提议下，黄瀚林答应对军事体制做出调整，成立由三军一兵参谋长组成的参谋长会议，由戚凯威担任参谋长会议主席，周渝生出任海军参谋长、母祁铁与庞跃龙分别担任空军与陆战队参谋长，牧浩洋以海军元帅身份出任战争部长，而参谋长会议直接向战争部负责。
如此一来，总参谋部实际上不存在了。
严格说来，是总参谋部转变为战争部，战争部长的主要工作，不再是指挥作战，而是策划与组织作战行动。
这个调整，有着非常重大的意义。
在此之后，牧浩洋不再直接负责作战事务，他的主要工作就是帮助提出作战计划的参谋长进行军事组织。
说得形象一点，牧浩洋主要负责支持各军兵种作战，并且协调解决军兵种矛盾。
战后，有很多人认为，牧浩洋完全没有必要这么做，甚至有人认为，这次组织结构调整起到了负面效果，比如降低了中国军队的协同作战能力。但是客观的讲，这次调整在很大的程度上，促成了军队内部的团结统一，更有效的调动了军队的积极性，也妥善合理的解决了军队内部的矛盾。
别忘了，在牧浩洋提出进行组织结构调整的时候，他与戚凯威的矛盾已经公开化。
虽然在阶层上，牧浩洋是总参谋长，比戚凯威高了一级，因此有权力主导与决定所有战场上的作战行动，但是牧浩洋很有自知之明，即在地面战场上，他取代不了戚凯威，而且戚凯威也无法在海洋战场上取代他。由此产生的结果就是，如果他与戚凯威的矛盾得不到妥善解决，迟早会酿成大祸。
事实上，军队高层的矛盾已经产生了负面影响。
从事后的角度来看，如果牧浩洋与戚凯威能够齐心协力，中国军队在二零五三年就能扭转战局。办法很简单：在大陆战场上采取防御态势，仅保持较高的军事压力，不断消耗俄罗斯的有生力量，从而迫使美国出兵俄罗斯。以俄军的作战能力，中国陆军只需要在大陆战场上投入六个集团军就能达到这个目的。也就是说，到二零五三年底，中国陆军将有大约八个集团军可以调用，算上陆战队的可用兵力，肯定能凑齐五十万地面部队，也就有能力攻打澳大利亚。
有理由相信，牧浩洋已经认识到了这个问题。
说白了，他与戚凯威，必须有一个人做出让步，才能解决矛盾，而牧浩洋选择了自己做出让步。
问题是，牧浩洋必须放弃他所坚持的战略主张，即以太平洋为主战场。
当然，这也说不上放弃，只是做出了妥协，即在大陆战场取胜之前，太平洋战场只是次要战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