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此产生的直接结果就是，中国与美国均在第五代战斗机还具备改进潜力的时候，着手研制第六代战斗机。

当时，中国空军赋予新式战斗机的代号是“j4”项目。

参与竞标的不但有成飞与沈飞这两家国营企业，还有好几家民营企业，包括已经在大型电动运输机项目上绽露头角的龙飞集团，以及在支线客机制造领域拥有较强技术实力的振翔集团，以及由台湾企业出资成立的华空集团。除此之外，之前很少在战斗机领域有杰出表现的西飞集团与南飞集团也加了进来。

结果就是，总共有七家厂商参与竞争。

可以说，这也是中国开发战斗机历史上，参与竞争厂商最多的一次。

更具有代表性的是，民营企业占据了半壁江山。

要知道，战斗机是飞机制造业中的巅峰，没有足够的技术基础，根本不可能设计出先进战斗机。

三家民营企业参与竞争，也证明了中国民营资本已经发展壮大。

事实上，这三家民营企业身后，正是中国实力最雄厚的三家民营财团。龙飞集团的大老板就是盛世平，而由他控制的财团占据了中国民营资本的三分之一。振翔集团的大老板是钟厚生，他是中国本土资本家的龙头老大，直接经营的厚生银行是国内规模最大的民营金融企业。华空集团则是台资背景，而台湾商人社团是中国民营企业三足鼎力中的一方，占国内民营资本近四分之一的份额。

民营企业在军火制造业发力，正是民营企业壮大的主要标志。

要知道，军火制造业是国家工业的精华，也是制造业中最重要的部分。

说得简单一些，衡量一个国家的工业与制造业是否足够先进，就看这个国家能否生产出先进武器装备。

项目审核阶段，七家集团的设计方案都得到了认同。

二零四五年底，空军与七家集团各签署了项目发展合同，即由空军出资，由七家集团分别进行技术准备，提交基本设计方案。在第二阶段竞争中，空军只保留三个最具有发展潜力的方案。

在激烈的竞争面前，七家集团都做了调整。

最大的变化就是，七家集团自行整合成了三个联合研制小组，成飞与西飞合作、沈飞与南飞合作，三家民营企业成立了一家联合企业。

通过整合，七家企业都通过了第二阶段审核。

到了第三阶段，参与竞争者必须提交详细的设计图纸，并且对各自的设计方案给出具有可信度的性能评估报告。

这次，空军只会保留两个方案，进入工程实施阶段。

出人意料的是，民营集团没有被淘汰，而是在j-31/j-33项目上胜出的沈飞集团因为设计过于保守提前出局。

到二零四七年初，成飞与民营集团分别获得了价值一百多亿元的项目发展合同。

按照规定，成飞与民营集团必须在两年之内制造出原形机，空军将在二零五零年进行对比试飞，最迟在二零五一年确定哪一个项目进入工程制造阶段，即谁有资格获得空军的巨额订单。

也就在这个时候，海军退出了“j4”项目，决定另起炉灶。

原因很简单，“j4”项目的核心是满足空军的作战需求，而海军只是参与者，海军型将在空军性的基础上改进而来。虽然在j-22/j-25、j-30/j-32、j-31/j-33项目上，空军与海军的合作非常成功，但是海军却始终没有获得理想的舰载战斗机，因此认为没有必要继续跟空军合作。

事实上，海军的行为也得到了牧浩洋的支持。

没有牧浩洋的支持，海军根本不可能获得发展新式战斗机的经费。

以当时的情况来看，牧浩洋这么做，也主要是希望能够让海军获得更先进的战斗机，因为在第三次世界大战爆发之前，中国海军不大可能获得规模上的优势，也就只能在单位战斗力上做文章。

说得直接一些，在舰队规模不如对手的情况下，海军需要更先进的舰载战斗机。

当然，海军单独研制舰载战斗机，就另当别论了。

到二零四九年底，成飞与民营集团完成了工程实施阶段的工作，分别制造了十一架与十三架原形机。

紧张的对比试飞工作随即展开，双方都在试飞期间对原形机进行了改进。

严格说来，民营集团的方案更加先进，而且在试飞中取得了更好的成绩，得到了空军试飞员的肯定。可是最终，空军把合同给了成飞，理由只有一个：民营集团不具备大规模制造先进战斗机的经验，很难保证工程制造阶段的工作能够顺利完成，而且新式战斗机的成本控制也不够理想。

当然，空军没有因此否定民营集团方案的先进性，还给了一份补偿合同，即由空军资助继续进行后期研制，完善总体设计。说得简单一些，如果成飞集团在工程制造阶段遇到了麻烦，空军还可以走回头路。

事实上，这也是中美双方在开发第六代战斗机时遇到的主要问题。

要知道，第五代战斗机问世也才十来年，技术进步幅度并不大，因此在第六代战斗机上采用了很多具有超前性的技术装备，很难保证在工程制造阶段达到实用程度，也就存在难以克服的技术风险。

当然，不管怎么说，第六代战斗机必将成为下一场战争的天空霸主。

在战略轰炸机领域，中美的发展方式就截然不同了。

因为掌握着技术上的优势，甚至可以说，美国在轰炸机领域的技术优势更加明显，领先程度在十年左右，所以美国在发展新式轰炸机的时候，更注重技术优势，而且也已保持技术优势为主要目的。

对中国空军来说，轰炸机暂时还是“奢侈品”。

要知道，在第二次朝鲜战争之后，中国参与的几场战争，都在本土附近，战术航空兵就能胜任绝大部分作战任务。即便在第二次印度洋战争期间，轰炸机承担了很多任务，后来也随着舰队夺取了制海权，让位于舰载航空兵。受此影响，中国空军一直没有在轰炸机上投入太多的资金。

当然，在重点发展战斗机的时候，中国空军也没有足够多的资金来研制轰炸机。

只是，到了二零四五年，这一情况发生了转变。

在世界大战的威胁下，中国空军除了需要一支足够强大的战术航空兵，还需要一支有足够威胁力的战略航空兵。

此外，第二次印度洋战争也给了中国空军很大的启发。

在执行战略打击任务的时候，轰炸机的作战效率比战斗机高得多，如果有足够多的轰炸机，就能降低战术航空兵的作战强度，从而减少战斗机的采购数量，减轻空军的负担，同时提高空军的打击能力。

为此，中国空军对新一代战略轰炸机的要求很简单：在达到基本技术要求的情况下，尽可能的降低采购与装备成本，即必须是一种能够大批量采购，而且空军负担得起的战略轰炸机。

问题是，鱼和熊掌不能兼得。

要想降低采购与装备成本，就不能有太高的技术要求，不然就得采购大量先进设备，抬高采购价格与维护费用。

正是如此，空军对新一代战略轰炸机的技术要求并不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