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知道，牧浩洋帮助埃及进行军事改革的时候，也就是二零三七年初，以戚凯威为首的军事顾问团也在叙利亚进行了类似的工作，由戚凯威为叙利亚制订了完整的战争计划，帮助叙利亚提高了军事动员能力。
这个时候，黄瀚林还在飞往开罗的途中。
受埃及与叙利亚先后进行军事动员影响，以色列总理出尔反尔，在全国性电视讲话中不但没有宣布暂时停止进行军事动员，还号召所有公民拿起武器，捍卫大卫王的领土，捍卫犹太民族的生存权。
最为光火的不是黎平寇，而是美国总统罗伯特-伯伊斯。
要知道，如果以色列放低姿态，主动做出让步，局势很有可能好转，至少埃及与叙利亚当局没有理由立即发动战争。
问题是，伯伊斯也没有理由指责以色列总理。
在做出承诺的时候，以色列总理提到了一个先决条件，即在美国完成军事部署前，埃及与叙利亚没有对以色列构成致命威胁。
显然，在埃及与叙利亚先后宣布进行军事动员之后，这个条件就不成立了。
因为事情发生得过于突然，所以在美国总统特使做出保证的时候，美军的部署仍然遥不可及。当时，只有一艘美国航母在地中海活动、另外一艘在比斯开湾，两天内最多只有两艘航母能够赶到东地中海，比美国承诺的少了四艘。空军方面，美国最多能在两天内向欧洲地区派遣四百架作战飞机，完成一千二百架作战飞机的部署工作，至少需要一个星期。印度洋方向上的情况更加糟糕，当时只有一艘航母在波斯湾活动，红海则没有美军战舰，而向迪戈加西亚部署远程轰炸机，最快也要三天。
也就是说，美国不可能在埃及与叙利亚完成动员之前完成军事部署。
如果以色列不进行军事动员，甚至不扩大动员规模，在两天之后，埃及与叙利亚就有足够的能力迅速击败以色列。更重要的是，埃及与叙利亚方面很有可能认为，能够赶在美国出兵干预之前击败以色列。
这样一来，战争就无法避免。
从任何一个方面来讲，以色列都没有理由停止军事动员。
用以色列总理的话来说，如果在这个时候下令停止军事动员，犹太民族将受到建国以来最严重的生存危机，而做出这个决定，将使他成为犹太民族的罪人，任何领导人都没有能力为之负责。
受此影响，黄瀚林到达开罗的时候，双方已是剑拔弩张。
战争将不可避免吗？
至少在两天之内，战争不会爆发。按照牧浩洋提交的第一份评估报告，在以色列进行全面军事动员，而且效率远超过对手的情况下，埃及与叙利亚在完成军事动员之前没有足够的信心打赢战争，因此在完成动员之前，埃及与叙利亚不会主动挑起战争，只要能够稳住以色列，接下来两天至关重要。
美国总统特使没有离开特拉维夫，而是与以色列总理进行了第二次紧急会晤。
可以说，这个时候，中国与美国都在竭力阻止战争爆发。
当天下午，戚凯威回到北京。
按照腾耀辉的安排，总参谋部调拨出一批人员，成立由牧浩洋直接领导的临时军事决策分析小组。
在戚凯威的帮助下，牧浩洋在当天下午提交了第二份分析报告。
综合埃及与叙利亚的军事实力，以及两国的备战情况，特别是在二零三六年之后，针对可能爆发的战争进行的军事改革，牧浩洋在提交给黎平寇的报告中明确提到，埃及与叙利亚进行军事冒险的可能性非常大。
说得直接一点，中国给予的军事援助，在很大的程度上增强了埃叙两国的信心。
当时，杜小蕾还在飞往美国途中，向黎平寇提交了一份国际形势分析报告。
按照外长的分析，埃及与叙利亚除了在军事上有冒险的基础之外，在中东地区的国际局势上也存在冒险的可能性。主要原因就是，中国在中东地区的扩张行动，极大的增强了两国的外交信心。
说得直接一点，埃及与叙利亚领导人很有可能相信，中国不会让他们战败。
综合这两份报告，很容易得出一个结论：在完成军事动员之后，埃及与叙利亚很有可能在中国与美国采取行动之前发动战争。
这个结论，与黄瀚林发回来的第一份报告完全吻合。
虽然在与黄瀚林会晤的时候，纳杰夫高度赞扬了中国维持和平与稳定的措施，表示埃及将审慎处理这起事件，不会打第一枪，但是他没有对是否采取军事行动，或者因意外因素引发冲突做出任何承诺。
说得直接一点，纳杰夫依然在向战争前进。
用黄瀚林的话来说，在最为关键的问题上，即埃及暂时停止军事动员，纳杰夫都没有做出让步，而是以以色列已经全面提高了军事动员、以及摩萨德必须为发生在大马士革的刺杀事件负责为由，坚持进行全面军事动员。
当时，纳杰夫做出的唯一让步就是：接受由阿拉伯国家出面进行调停。
受此影响，当天下午，沙特阿拉伯、约旦、科威特、阿联酋、卡塔尔、巴林与阿曼均表示愿意出面调停。
当天晚上，约旦国王就亲自，号召以色列、埃及与叙利亚派遣高级政府官员，到安曼进行磋商。随后沙特阿拉伯王储飞往开罗，向纳杰夫提出调解方案，阿联酋迪拜酋长则飞往大马士革，会晤阿萨德。至于以色列方面，则是由科威特埃米尔亲自出面，向以色列总理提出和平建议。
当然，也有不和调的声音。
在刺杀事件发生后，伊朗就大肆鼓吹战争宣言，号召伊斯兰世界全体动员起来，彻底消灭犹太复国主义。伊朗总统则通过电视讲话表示，伊朗将无条件的支持埃及与叙利亚向以色列发动战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