宇宙科学家早就提出，宇宙中的可见物质仅占宇宙总质量的百分之二，百分之九十八都是所谓的“暗物质”。可惜的是，科学家没有对“暗物质”给出明确定义，即谁也不知道暗物质是什么东西。

如果暗物质是无处不在的重力场的话，那么宇宙就不是那么空洞了。

说得直接一点，如果能够利用重力场的能量，人类的宇航能力将得到实质性提高，也就有能力进入更加广袤的宇宙空间，甚至有望从基础上推翻爱因斯坦提出的相对论，前往其他星系。

在二零三二年左右，就有中国科学家发表了相关的论文，还因此获得了诺贝尔奖。

问题是，几乎所有西方科学家都对此嗤之以鼻。

西方科学家并不认为场能无法利用，而是认为在基础理论取得重大突破之前，根本不可能利用场能。

可以说，西方科学家的认识也没有错。

爱因斯坦提出的广义相对论已经锁死了现代物理学，要想取得突破，不但要推翻广义相对论，还要提出新的基础理论。可惜的是，基础理论的研究工作，绝对不是靠钱就能砸出来的，甚至靠时间也办不到，因为这是最纯粹的脑力劳动，甚至无法以书面公式的方式表达出来。在人类的总体智力水平限制下，基础理论上的重大突破是可遇而不可求的事情，更加不受人的意志左右。

在无法保证取得基础理论突破的情况下，进行相关应用研究又有什么意义呢？

说得直接一点，在相对论发表之前，谁知道该如何制造原子丨弹丨？

当然，在相对论发表之前，科学家已经发现了放射性元素，而且通过放射性元素的半衰周期发现质量损失现象。正是这些发现，给了爱因斯坦启发，让他在非常年轻的时候就提出了著名的质能公式。

由此可见，对自然现象的客观发现是促成理论突破的关键因素。

如果没有居里夫人等科学家发现放射性元素，就算爱因斯坦的智商高得出奇，恐怕他也不会提出狭义相对论。

西方科学家对中国学者嗤之以鼻，正是因为他们对自然现象的观察还不到位。

中国科学家敢于超前，也与当初的发现，即强磁场影响重力场的重大发现有关。如果没有这个发现，中国科学家，特别是物理科学家也不会重点研究场能，更不会在基础理论上下那么多功夫。

正是如此，中国才不愿意与其他国家合作。

说得直接一点，如果中国科学家在场能领域的研究取得了重大突破，就能超越其他国家的科学家数十年，率先把场能用在宇航活动上，把人类的宇航能力提到新的高度上，彻底改变人类文明。

当然，在人类文明大融合之前，任何发现都属于国家。

只要国家这种政治形体还存在，中国科学家就没有理由与他人分享研究成果。科学没有国界，但是科学家有国界。更重要的是，如此重大的科研工程，绝对离不开国家力量，也肯定在国家机器的控制之下。即便某位科学家心怀人类文明，也不可能超越国家机器，做出有背于国家利益的事情。

在联合研制的谈判破裂后，牧浩洋回到国内。

腾耀辉没有给他安排新的工作，意思是让他好好调整一下，毕竟大半年来，他一天也没有轻松过。只是牧浩洋根本闲不住，正要告诉他，今天什么事情也不用做，恐怕他还真不知道该做什么。

既然还是负责太空垃圾清理工作，牧浩洋也就把注意力转移到了宇航技术上。

当然，这也不是他的主观意愿。

陆雯已经完成了收集生物基因标本的工作，后期研究由专门的科研人员负责，因此回到了她的本职工作岗位上，继续负责国家基础理论科研工作。也正是通过陆雯，牧浩洋开始关注基础理论研究。

战争时期有两个非常明显的好处，一是社会运行效率大幅度提高，二是能在允许的范围内尽可能的调动社会资源。

对陆雯主管的物理学基础理论研究工作来说，这两个好处体现得非常明显。

对日宣战后，陆雯手下的科研人员暴增了一倍以上，大部分都是年龄在三十五岁以下的年轻人。为应对自然灾害进行全面动员后，该部门的职权范围大幅度扩展，几乎覆盖了所有前沿科研领域。

最重要，也是最受牧浩洋关注的，正是物理学基础理论。

当时，已经有人针对典誉清的发现，即强磁场干扰重力场的自然现象，提出了一套物理学理论，而且该理论得到了实验证明，只是仍然存在较为严重的分歧，对更多的自然现象则无法做出充分解释。

该理论的核心内容就：万有引力不是物质的基本属性，而是宇宙的基本属性。

说得简单一点，引力场是无处不在的能量场，具有各向同性的特点，物质只是干扰与阻挡了引力场，而不是产生引力场，干扰与阻挡作用与物质的质量成正比，与距离成反比，所以引力场体现出已知的状态，即在距离大型天体越近的地方，引力越强，而在天体的质量中心处引力为零。

根据这一基本理论，还衍生出了很多相关理论。

比如，针对广义相对论，有几位年轻科学家提出，引力场的传播速度为光速，因此对引力场产生影响的物体的运动速度无法超过光速，而光子只有在静止的时候没有质量，所以完全受引力场影响，光速即为引力场的传播速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