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长江”号与“黄河”号服役之后，中国海军在航母数量、主力战舰总吨位等各方面都超过了英国皇家海军，成为全球仅次于美国海军的第二大海军，也成为第二支具备远洋独立作战能力的海军。

这些成就，都有牧浩洋的贡献。

可以说，不管是指挥对外军事行动、还是负责海军装备建设，任何一项成就都足以使牧浩洋在二零二五年获得中将军衔。

只不过，这还不是牧浩洋在这五年里获得的全部成就。

虽然黄峙博没有做出明确安排，但是在瓜达尔港期间，牧浩洋还扮演了巴基斯坦军方高级顾问的角色。

二零二四年，确定了瓜达尔港的军用性质后，巴基斯坦海军也参加了建设工作。

随后，牧浩洋应阿齐兹将军邀请，为巴基斯坦海军建设出谋划策。因为参与了第二次朝鲜战争与东海战争，所以牧浩洋还收到了穆沙拉夫上将与卡拉瓦上将邀请，为巴基斯坦空军与陆军的现代化建设提供建议。

当然，巴基斯坦军方的主要目的，还是通过牧浩洋，获得更多的军事援助。

为此，巴基斯坦还积极参与了中国在东非地区的军事行动。虽然没有派兵参战，但是通过提供后勤保障等方式，极大的减轻了中国军队的作战负担，也最大限度的控制了军事行动的规模。

如果由中国军队自行负责后勤保障，动用的就不仅仅是特种部队与陆战队了。

二零二六年一月，牧浩洋回国之前，卡拉瓦上将亲自为他别上了荣誉中将的肩章，还顺带赠与了一枚荣誉勋章。

这让牧浩洋有点哭笑不得，因为这等于让黄峙博不得不给他晋升令。

在中巴友谊上，牧浩洋做出的贡献非常突出。在授予中将军衔的时候，黄峙博格外强调了这一点。

这更让牧浩洋觉得尴尬，因为这等于忽视了他在其他方面做出的贡献。

只是，牧浩洋没有怨天尤人，因为他知道自己该走什么路，也知道该如何前进、如何才能用最少的时间实现人生理想。

为此，牧浩洋不但没有在二零二五年提出晋升申请，还放弃了一个在别人看来千载难逢的机会：在二零二六年出任海军陆战队司令。

对曹安国与庞跃龙来说，这是机会。

在牧浩洋看来，这却不是机会，而是歧途。

电话接通，首先出现在屏幕上的是陆雯。

“怎么样，这一天够辛苦吧？”

“我还好，你呢？”

牧浩洋笑了笑，说道：“还不错，过两天就能把工作交下去。”

“听黄总说，你月底才能回来？”

“是啊，还要去伊斯兰堡拜访巴军总参谋长，然后去缅甸丹老考察，到泰国呆上几天后才能回来。”

“黄总安排的？”

牧浩洋点了点头，说道：“放心吧，月底就回来了。孩子们怎么样？”

“在看电视，现在成天就知道看动画片。姥姥姥爷又过于溺爱，我怎么说都没用。你回来后，得好好管教。”

牧浩洋笑着摇了摇头，觉得陆雯没有必要跟孩子较真。

陆风烈对外孙与外孙女的态度，让牧浩洋有点意外。大概觉得亏欠了陆雯，陆风烈非常溺爱两个孩子，几乎是有求必应。为了帮助陆雯照顾孩子，他还在二零二三年搬回总参家属院居住。

“我去把他们叫来。”

“陆雯……”

牧浩洋反应慢了一点，陆雯已经起身离开。

陆风烈搬回来住还有一个原因：帮助傅秀波巩固新的高层结构，确保重大事务仍然是傅秀波说了算。

虽然黄峙博已经是总参谋长，而且在军队里的威望非常高，但是与陆风烈相比，他仍然差了一截。此外，腾耀辉蹿起后，对黄峙博的地位产生了影响。只有陆风烈，才能让两人和平相处。

为了让两人和解，陆风烈做了很多努力。

早在二零二二年，黄峙博就在军内高层会议上表示，他只担任两届总参谋长，并在二零三二年退休。几个月后，在陆风烈推动下，傅秀波批准了总参谋部改革计划，主要内容就是从黄峙博开始，总参谋长由三军司令轮流担任。那么在二零三二年出任总参谋长的，很有可能是腾耀辉。

通过内部改革，军内矛盾完全可以消除。

相对而言，军队内部矛盾根本不值一提。

文廷贵退休后，高层矛盾集中在傅秀波与易援朝之间，只是傅秀波掌握军权，拥有主要发言权。

两人的矛盾，表面上以对外政策为主，实际上却集中在国内矛盾上。

这一点很好理解，国家的对外政策由内部需求决定，受经济的影响最大，什么样的经济结构就需要什么样的对外政策。

在经济政策上，傅秀波的立场非常明确：鼓励民营企业发展，努力营造公平公正的市场竞争环境，以民营企业带动经济发展、创造就业岗位，也以民营企业需求推动资源、金融等领域进行全面改革。

从二零一五年开始，傅秀**行的经济政策收到了显著成果。

到二零二二年，中国民营经济规模比二零一五年扩大了三倍，在经济总量中的比例增加到百分之七十二，创造了百分之八十三的就业岗位，贡献了百分之七十四的税收，在经济增长率中的贡献更是多达百分之九十五。

没有民营企业的茁壮成长，中国就不会迎来建国之后的第三个黄金发展时期。

与民营经济快速发展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国家经济政策改革严重滞后，迫使强大起来的民营企业不得不另寻出路。

这种情况，决定了中国的对外政策，即只有对外扩张，才能给民营企业创造更加广阔的发展空间。从根本上讲，民营经济能在二零一五年驶上快车道，也与中国参与第二次朝鲜战争有关。

没有对外扩张，就没有民营经济的飞速发展。

按照这个逻辑，傅秀波的对外政策自然非常强硬。

第二次朝鲜战争后，中国没有完全撤军，也没有给予朝鲜全部自主权，与傅秀波积极推动国内经济改革存在必然联系。

可以说，正是在朝鲜挖到了第一桶金，民营经济才能飞速发展。

问题是，朝鲜的资源非常有限、市场规模也非常有限，民营经济要想发展壮大，不但需要更多的资源，还需要更加广阔的市场。

二零二零年，东海战争结束后不久，傅秀波就对民营企业开放了海洋资源开采权。

在国内，一系列经济改革政策，让民营企业获得了更加广阔的市场，也让民营企业获得了进入国有垄断行业、与国营企业竞争的机会。

傅秀波与易援朝的矛盾，就在这个地方。

在经济层面上，易援朝代表的正是国营企业，或者说是二零一五年之前，国内经济发展的既得利益者。

不可否认，国营企业为国家建设做出了非常大的贡献。

建国初期，正是众多国营企业，加快了国家工业化进程，打下了现代化的基础，也为随后的经济腾飞创造了条件。正是依靠国家垄断制度，中国在极短的时间内，建立起了完整的工业体系。

中国建国初期的经济发展方式是否正确，看看印度就能明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