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此，在第三轮演习初期，重点放在了战略投送能力上。

与外界预料的一样，中国没有动用多少登陆舰，而是充分利用了规模庞大的船队，向登陆场运送作战部队。

受此影响，第三轮演习持续了三天。

前两天，都在向登陆场运送作战部队，直到第三天，也就是二十八日，在登陆部队的规模达到要求之后，才展开大纵深突击。

虽然从投送能力来看，中国军队并不强，远远比不上美军，但是结合实际情况，足以产生震撼性效果。要知道，演习设置的条件是，登陆场离本土一千五百公里，所有运输船只均按照这个标准设定航线与出动率。

如果中国能够在两天之内向一千五百公里外投送一个师加一个旅，就能在同样的时间内向一百五十公里外投送十倍于此的兵力。当然，这只是理论计算值。即便保守估计，中国也有能力在两天内向一百五十公里外投送五万地面部队。

这样的兵力，加上制海权与制空权，足以打垮一个中等发达国家的国防力量。

更值得关注的是，在第三轮演习中，电磁战贯穿始终，陆海空与二炮，总共消耗了十万枚电磁弹头。

当然，这仍然是演习的理论值。

在实际使用上，根本没有消耗这么多电磁武器。

二十九日，演习进入第四轮，主要课题是如何保住登陆部队的后勤补给线，即如何为运输船队护航。

相对而言，第四轮演习规模小得多。

这也可以理解，毕竟中国海军还没有远洋作战能力。

按照黄峙博的安排，这轮演习中，扮演中国军队的“红军”尝到了苦头，“蓝军”成功切断了“红军”的海上补给线。

“蓝军”获胜的关键在海下力量。

这从一个侧面反映出，中国海军严重缺乏远洋反潜护航能力，很难掩护一千五百公里的海上补给线。

可是，这也同样反映出，中国海军具有强大的破交作战能力。

说得明白一点，“蓝军”的潜艇来自中国海军。

如果调换角色，那么中国海军完全有能力在同样的情况下，切断任何外来干预力量的海上补给线。

对美国来说，这就意味着，如果出兵台湾，得承担非常巨大的风险。

七月的第一天，演习进入第五轮。

这次，黄峙博给“红军”开了金手指。

按照安排，这场“战争”发生在五年之后，中国自研的大型运输机已经服役，所以在海上航线被切断之后，空军承担起了主要的后勤保障任务，并且在海军的掩护下，成功完成了战略空运任务。

与此同时，空军还向前线增派了作战飞机，加强了制空权与空中支援力度。

最终，在强有力的空中支援下，登陆部队完成了大纵深突击，以夺取登陆场附近港口完成了演习。

这场持续了九天的演习，向全世界展示了中国军队的强大战斗力。

夏威夷时间七月三日，也就是演习结束的第二天，喜田多一郎接受了文廷贵提出的折衷方案，只是要求在共管区域，中国与日本都不得进行单方面的资源开采活动，只有同等的渔业捕捞权。

在此，文廷贵提出，钓鱼岛是中国的领土，中国享有主权与行政管辖权。

虽然双方没有立即达成共识，但是相互做出让步，意味着停火谈判已经迈出了至关重要的一步。

更表明，美国开始向日本施加压力。

这一天，演习才进入最为关键的时刻，或者说在七月一日，所有前来观摩的外国武官离开之后，演习的核心内容才正式开始。

不是实兵实弹演习，而是在计算机上进行的模拟对抗演习。

通过在实弹演习中获得的数据，总参谋部设定了模拟演习规则，由黄峙博亲自担任“红军”总指挥，戚凯威则担任“蓝军”总指挥，由装备建造联合办公室的几名军官扮演假想敌的指挥官。

作为海军代表，牧浩洋自然负责海军的作战行动。

在制订规则的时候，黄峙博没有做出额外限制，即交战双方可以使用除战略核武器之外的一切武器装备。

至于演习结果，只有极少数几个人知道。

总参谋部与国防部不但没有公布模拟演习结果，还没有承认进行过模拟演习，只宣称对实弹演习做了数据分析。

这次模拟演习有多重要？

作为主要参与者，在牧浩洋成为总参谋长之后才提到，正是这次没有硝烟的演习为新战术思想打下了基础，而由此开启了自信息化时代之后，规模最大的军事变革的大门，使战争进入了一个崭新的时代。

演习影响到的，绝对不仅仅是军事与政治。

七月四日，牧浩洋等人回到总参谋部。

黄峙博给他们安排的新任务不是制订装备发展规划，而是参与钱仲泰提出的“国家科技战略发展规划”。

六月十二日，钱仲泰领头制订的《科技白皮书》送交国务院。

最初几天，文廷贵没太在乎这份具有重大战略价值的文件，反而把它当成了钱仲泰等科学家向国家索要科研经费的借口。因为与文廷贵的关系不大好，所以黄峙博没有参与，也没有提到这件事。

等文廷贵去了夏威夷，由黎平寇主持国务院工作，黄峙博才找上门去。

显然，黎平寇好说话得多，而且更加年轻，更加清楚科技的重要性。

说服黎平寇后，黄峙博仍然没有出面，而是由国务院把这份文件交给了傅秀波，由元首做决断。

六月二十三日，傅秀波在元首府接见了钱仲泰等人，听取了科学家的直接意见。

不可否认，傅秀波非常重视科学，接连两场战争都证明了科学的重要性，而正在进行的国内经济改革也证明了科学的重要性。

只是，傅秀波目光与钱仲泰等人有所不同。

在元首眼里，最重要的不是应用科学，而是基础科学。

讨论了几个小时，连钱仲泰都不得不佩服傅秀波的战略眼光，参会的科学家都认同了傅秀波的观点，即基础科学决定一切。这就好比修建一座大厦，没有坚固的地基，楼层盖得再高也会倒塌。在科学中，基础科学就是地基，应用科学则是建立在地基之上的楼层。美国能够用有世界上最强大的科研实力，与其在数十年内、在基础科学领域持续不断的巨大投入不无关系。

这下，问题来了。

基础科学与应用科学的最大差别就是缺乏应用性，很难把取得的科研成果直接用在生产与生活上。

从具体表现来看，任何一门基础科学都需要持续不断的巨额投入。

巨大的投入，却见不到任何实际好处，谁还愿意投资？

按照傅秀波的意见，今后国家只支持基础科学研究，把应用科学交给其他力量，比如企业与公益基金。

这时候，黎平寇、或者说与黎平寇关系密切的盛世平发挥了作用。

六月二十七日，傅秀波再次把钱仲泰等人请到元首府，黎平寇则把盛世平等几位资产雄厚的民族资本家请了过来。

在这天的会议上，政府、科学家与民族资本家达成了一项口头协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