虽然那两架之前飞过头的sh-60反潜直升机收到命令后，立即转向，从远及近的搜索舰队南面三十公里以内的海域，但是汪誉涵已经有所准备，让“海蛇”号在发射鱼雷后以允许的最大速度向东航行，避开了反潜直升机的主要搜索区域，所以在让鱼雷进入自主攻击阶段之后，“海蛇”号把重点转向了东北方向上的美军核潜艇，即曾经差点逮住“海蛇”号的“汉普顿”号。

在“汉普顿”号转向前，汪誉涵有点犹豫。

攻击潜艇，不比攻击水面战舰。

“汉普顿”号的最大潜航速度能够超过三十三节，而且能在数十秒钟之内，把航速由二十四节提高到三十三节。因此在攻击“汉普顿”号的时候，鱼雷肯定达不到最大射程，必须尽量缩短开火距离。

显然，这是一个难题。

美军潜艇的航行速度超过了“海蛇”号的最大潜航速度，所以就算汪誉涵下令追击，也不见得能够追上美军潜艇。

考虑到暴露行踪的风险，汪誉涵绝对不会这么做。

这下，问题来了。

如果不去攻击美军潜艇，“海龙”号很有可能葬身大海。汪誉涵非常清楚，萨非墨为了给他创造机会，做出了自我牺牲。现在，“海蛇”号偷袭得手，必须为友艇考虑，也就必须帮助“海龙”号摆脱困境。

最好的办法，自然是向美军潜艇发射一条鱼雷。

在牺牲自我与放弃友艇之间，汪誉涵必须做出选择。

如果他是一名理性的潜艇艇长，肯定会选择后者，因为就算“海蛇”号发起攻击，也不见得能够拯救“海龙”号。

汪誉涵确实是一名理性的潜艇艇长，可是在理性之外，他还明白其他道理。

独自离开，他不会面对萨非墨的责难，可是却过不了自己那一关。不管萨非墨在做出决定是时候是否选择了自我牺牲，汪誉涵都知道，萨非墨是为了他才做出的牺牲，而他却抛弃了战友。

片刻犹豫之后，汪誉涵做出了非理性选择。

为两条六百五十毫米鱼雷输入火控数据后，汪誉涵还让副手为主动攻击声纳充电，准备攻击“汉普顿”号。

也就在这个时候，“汉普顿”号转向返回。

对汪誉涵来说，这既是好事，也是坏事。

好的是，随着敌艇转向，不再需要考虑鱼雷的最大射程，击沉敌艇的希望更大。

坏的是，美军肯定猜到“海蛇”号在两栖突击舰队南面，不然不会让攻击核潜艇返回舰队南面。

显然，即便能够击沉“汉普顿”号，也有可能遭到美军其他反潜力量攻击。

如果有选择，汪誉涵会在这个时候放弃攻击的念头。原因很简单，“汉普顿”号转向之后，“海龙”号受到的威胁大大降低。更重要的是，即便攻击了“汉普顿”号，也无法降低“海龙”号受到的威胁。

可惜的是，汪誉涵没有选择的余地。

在他准备让“海蛇”号转向东南，从切线方向避开美军攻击核潜艇的时候，美军的反潜直升机赶到了。

面对攻击核潜艇，常规潜艇的胜算已经非常渺茫，如果还得同时应付那些如同绿头苍蝇的反潜直升机，生还的几率更低。只有抢先发起攻击，干掉威胁最大的攻击核潜艇，才有希望逃走。

如果逃不掉，能够干掉一艘攻击核潜艇，那也值了。

“海龙”号与“汉普顿”号的战斗，把这场小规模海战推向高丨潮丨。

这场常规潜艇与攻击核潜艇的对抗也被写入了潜艇战术教科书，成为今后很多常规潜艇艇长顶礼膜拜的“圣经”。

至于书写这个奇迹的汪誉涵，也因此超越了萨非墨。

以当时的情况，如果换成其他人，很有可能迎头驶向“汉普顿”号，尽快发起攻击，为避开反潜直升机争取时间。

从理论上讲，这么做没有错。

在局势严重不利的情况下，除非不打算活着离开，不然就得尽可能的缩短战斗时间，争取更有利的撤退条件。

要知道，除了几少数的潜艇，没有哪艘潜艇能够攻击天上的反潜直升机。

从战术角度出发，必须首先干掉攻击核潜艇，而且得尽快得手。

只是，汪誉涵没有这么做，而是让“海蛇”号停了下来。

他的选择基础不是来自理论，而是来自直觉。

十多分钟后，两架从南面飞来的sh-60到达“海蛇”号所在海域，其中一架在悬停高度上放下了吊放式声纳，另外一架则继续向前飞行，在离“海蛇”号大概三海里的地方放下了吊放式声纳。

汪誉涵的直觉非常敏锐，而且运气好得出奇。

当然，也不完全是运气。

如果当时到达的不是两架sh-60，而是四架，那么汪誉涵的战术肯定会以失败告终。正是知道只有两架sh-60，两栖突击舰队里的其他反潜直升机无法及时到达，汪誉涵才敢于这么做。

他的依据是，两架sh-60无法搜索整片海域。

反潜直升机不是反潜巡逻机，受搭载能力、航程、飞行速度等多种性能限制，反潜直升机的作战效能远比不上反潜巡逻机。冷战时期，为了对付红色海军规模庞大的潜艇部队，美军还专门研制了s-3型舰载反潜巡逻机，增强舰队的远程反潜能力。直到冷战结束后，美国海军的s-3才逐步退役。

拿sh-60来说，虽然其综合反潜作战能力在全球范围内都算先进，但是仍然存在很多技术缺陷。在执行反潜任务时，一架sh-60最多搭载两条鱼雷，而不是按照理论上限搭载四条鱼雷，就是为了搭载更多的燃油，提高航程与巡逻时间。

在探潜手段上，反潜直升机主要依靠吊放式声纳，而不是声纳浮标。

正常情况下，sh-60最多只能携带一组二十四枚声纳浮标。因为在通常情况下，反潜直升机都不是单独作战，会得到反潜战舰与潜艇配合，所以在搜索潜艇时，sh-60很少使用声纳浮标，而是按照其他反潜力量提供的信息前往敌艇活动海域，使用吊放式声纳。只有在特殊情况下，sh-60才会使用声纳浮标。

显然，美军这次遇到了特殊情况。

问题是，声纳浮标的数量限制了sh-60的搜索能力。

如果是一架p-3c，能用携带的两百多枚声纳浮标，搜索数千平方公里的海域，而一架sh-60最多只能用声纳浮标搜索数百平方公里的海域。

如果有准确情报，这个搜索范围足以找到潜艇。

可惜的是，两架sh-60没有获得准确情报。

为了提高搜索效率，两架直升机不得不在最初阶段使用声纳浮标，尽量缩短搜索外围海域的时间，确定大致的搜索范围，让即将到达的其他反潜直升机进行精确搜索，最终找到那艘发射鱼雷的潜艇。

正是如此，到达“海龙”号上空前，两架sh-60都用光了声纳浮标。

更重要的是，因为两栖突击舰队已经派遣了更多的反潜直升机，所以这两架sh-60的主要任务不是找到潜艇，而是为其他反潜直升机划分搜索区域，并且为需要搜索的海域确定危险级别。

受此影响，在用吊放式声纳搜索潜艇时，没有使用主动模式，而是使用了被动模式。

在被动模式下，吊放式声纳的探测范围更大，能够大致确定搜索区域内有没有高速航行的潜艇。

只不过，在被动模式下，很难发现潜伏的潜艇。

显然，美军的反潜官兵低估了中国潜艇官兵的决心与勇气。

通常情况下，在敌方反潜力量蜂拥而至的情况下，已经伏击得手的潜艇会高速逃逸，而不是留在发射鱼雷的海域里，等着敌人找上门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