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该说截止目前，由敌工队主持的城地下情报站，已经有所建树，他们及时发现了日军萩原旅团突然从晋西南前线撤回了一个作战联队（即西条联队），驻扎在城西郊并且大举补充军火。肖俊平立即派人将此情报回传关门山。而正是这一情报，让徐旅支队提前做出了日军将要前来扫荡的研判，从而对几天前的那场大战有了较为充分的准备。

本来还打算，在这场大战结束后，吴子健准备对城地下情报站的工作提出表彰。可表彰的事还未进行，这个地下情报站却起了内讧！而且是两个主要负责人之间的矛盾！

早在谋划进入城潜伏之时，晋军情报参谋出身的肖俊平提醒过吴子健：地下情报工作不可急功近利，风物长宜放眼量。对此，当时还没有升任支队长的徐旅老二营副营长吴子健，给予了对方充分的理解和信任；他让肖俊平放手去干，要钱给钱，要人给人，短时间之内不求成效。

然而早先出走、到徐旅旅部寻求支持的刘树刚一回归，便对吴子健将敌工队肖队长派到敌占区主持地下情报站的做法极力反对，理由是肖俊平并非共党员，且是从国民党军队转投过来的，其对革命事业的忠诚度、对徐旅支队的责任感均有存疑。

如今，偏偏是肖俊平的副手、林师徐旅的老兵老党员主动来根据地，检举敌工队队长的一系列严重问题。被已是支队政委的刘树知道了，又岂能不抓住大做章？！

都怪李天林那个混账！徐旅支队的支队长开始在心底咒骂自己的老部下：都当堂堂参谋长了，办事还是这么不过脑子！但凡想到政委刘树对肖俊平的固有成见，又怎么可能将告状的陈栓柱打发到红星峡去！这不是摆明了往枪口撞吗？！

“你先下去休息，未得命令不得擅离我的指挥部，”心烦意乱的吴子健朝着面庞黝黑的敌工队副队长摆摆手：“同时我警告你，有关你反映的肖队长的问题，在支队领导未作出决定之前，不得再向任何人散播，否则军纪严惩！”

到了这一地步，陈栓柱可谓敢怒不敢言，只得悻悻地走开。

吴子健的脑筋则全速转动起来——政委刘树的这封亲笔信，俨然是站在绝对相信陈栓柱观点的立场，这无异于直接剥夺了现任敌工队长的所有权力。而在吴子健看来，陈栓柱所反映的东西无非是看问题的角度不同罢了。这两个正副敌工队长，一个是留过洋的大学生，一个是农民出身的老红军；一个机智灵活，一个耿直木讷，恐怕很难同一事物产生相同的观点。

两个月前敌工队刚刚成立的时候，吴子健之所以同意让陈栓柱担任肖俊平的副手，主要是看了陈的枪法出色、忠诚可靠，但却忽略了两个人在性格作风方面大相径庭的缺憾。结果，当初埋下的隐患，现在终于爆发了。

必须当机立断，堵死陈栓柱包括政委的口风，将事态控制在他这个支队长所能掌握的范围内！

吴子健明白，一旦被刘树揪住的事情，对方绝不会轻言放弃。所以一定要抢在这个大政委发威之前，将问题干净利落地解决掉。

他决定，带陈栓柱，亲自跑一趟城！事到如今，也只有他亲自出马调查问题，才能保住昔日的晋军参谋，才能让刘树不得不信服。

当然，此刻并不是动身去城的合适时候——吴子健亲自指挥两个连组成的两道防线，正与西坪村后山口的日军紧张对峙；而且，目前仍未能联络到失散的部队，徐旅关门山支队一共有三个营长，眼下却有两个下落不明，还要再加一个骑兵连长。这当然让吴支队长终日寝食难安。

至于陈栓柱，现在唯有将他留置在自己身边，既不使其回城去干扰肖俊平，也不能再让政委刘树轻易与其见面交流。

这样，吴子健变相软禁了敌工队副队长——当给他一个闭门思过的机会吧：大敌当前之际，不与自己的正职精诚合作，反而假借送情报之机、跑到根据地来告状。这等言行，必须予以惩戒。

恰在此时，敌工队的另外一个侦察小组，历经周折，辗转赶到了吴子健的前沿指挥部。

该侦察小组，系前一阶段被支队长本人直接派遣出去的，共有四人，任务为前往同蒲铁路线灵城北郊的高庙村，调查高庙村遭到蹊跷屠杀的惨案。由于惨案发生后，灵石县日伪维持会已经对外宣布：制造惨案者为当晚袭击灵石县城、破坏同蒲铁路线的国民党军队，吴子健因而下决心彻查此案真相。

当晚其实正是吴子健与秦忠孝发动代号“山鹰”的联合攻击同蒲路的作战时间。故日伪政权的这一宣布，具有很强的欺骗性，极易混淆百姓大众的视听。但惨案究竟由何方制造，八路军与央军方面均不得而知。

如今，抵达高庙村侦察的徐旅支队敌工队小组，给吴子健带回了一个重要讯息——他们在现场仔细搜捡，最终发现了三枚口径特殊的子丨弹丨壳，经过包括支队参谋长李天林在内的多人鉴定，可确认该子丨弹丨壳出自日军使用的南部十四式手枪。

“王八盒子！”

吴子健掂量着敌工队员们带回来的三枚弹壳，恍然大悟。这种被国军民蔑称做王八盒子的南部十四式手枪，系日军标配短枪，使用者绝大多数为军官。

果然是日本人干的！徐旅支队长不无愤慨地思忖着。可是，有一点令人疑惑，当晚距离高庙村最近的灵石县城，在央军391团的猛烈佯攻之下，完全处于守势，兵力薄弱的守军始终龟缩在城内待援，根本没有机会出城。

即便后来从城赶来救援的日军，其乘坐的军列也遭到事先埋伏好的391团主力的伏击，在铁道线苦苦支撑，同样不具备流窜到高庙村烧杀淫掠的条件。

那么，惨案现场出现的日军制式手枪子丨弹丨弹壳，又该做何解释？

“李参谋长除了指出子丨弹丨壳的出处，还有什么其他看法？”吴子健向敌工队侦察小组的人问道。

这个侦察小组与来自城的敌工队副队长陈栓柱一样，都是发现西坪村已经遭日军夺占后，转奔河口村的。所以也都首先向坐镇那里指挥的参谋长李天林做了任务汇报。

“李参谋长对高庙村的惨案没有别的看法，只说是日本人作案的面儿大；”敌工队侦察小组的组长向吴子健答道：“但是他请我转告支队长，应该尽快联络城地下情报站，着手建立电台通信。他说，宁可少搞几挺机关枪，也要先把电台搞到手！”

这果然说到了吴子健的心坎——日前的这场战线不断拉长的恶战，徐旅支队在很大程度吃了通讯落后、指挥迟滞的亏。他也早眼热秦忠孝的391团拥有的电台、电话以及步话机装备。说到底，打仗也罢，发展根据地也罢，总不能靠着信鸽的翅膀和通讯员的两条腿来传递情报和命令。

“高庙村失踪的妇女，有下落了吗？”

凝思片刻，吴子健将话题重新转回了高庙村惨案。据该村两名幸存者讲述，除了遭到灭门式屠杀，高庙村在事发当夜还失踪了五六名妇女，年纪均在二三十岁左右。